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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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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份。

1930年4月14日《時報》載:“(蘇州)市立小學教師費,積欠已久,市小學教員,大半無米為炊.仰屋興嗟。市立胥江小學教員單鼎襄、孫信良等,以生活維持無方,學童課業,又不能任其中輟,故決定於每日課後,習拉人力車,以維生活。”1930年4月,江都小學教師亦因索欠而停課,其停課宣告稱:“……計至現在為止,除舊欠五個月不計外,新欠又達三個月以上。同人等服務教育,受俸本微,處此米珠薪桂之秋,已感生活竭蹶之苦,近復從公數月,不獲一錢,個人不得一飽,遑論仰事俯畜之資。同人等受苦之深,已達極點,……自即日起,一律停止工作,專事索欠,及力謀以後生活之安定,圖窮匕見,事非偶然,生計所關,情非得已……總之,同人等此次停止工作,實受生計壓迫所致,迥與無理取鬧者不同……”

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主辦的《東南日報》曾報道:“長興的小學教師,苦得竟比災民都不如;因為這學期只發得22年度3月份一個月的補助費,總計共欠9個月。……所有區款,又因廢除苛雜,已廢光了!所以經費來源已告斷絕。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小學教員,除中途停閉打鋪蓋滾蛋外,其餘都是靠噹噹頭吃山芋、燒餅等度日……但是這倒還不算什麼,最可憐的,是某校某教師,因為當局不發款,一家老小維持不下,竟將他十四歲的妹子(現已五年級了)以八十元的代價,賣給漁船裡做小媳婦,雖經我們流淚的相勸,但到底終為生活所迫,勸不回來!”

《東南日報》就此曾刊登數則教員來稿,有一署名“苦教員”者寫信訴苦說:“我們長興小學教師的待遇向來就很微薄,(普通每月20元左右)自從前年(1933年)打了一個9折,就覺得不敷應用了,到了去年,又是打了一個八折,九折後再打八折,一共不是成了七二折嗎?假定是20元一月的收入,豈不是隻剩14元4角了嗎?扣去了6元的膳資,餘下的8元4角,叫我們怎樣的支配呢?!可是教育當局,不顧我們的死活,一扣再扣,扣了又欠,欠到現在已經有10個月了,(去年6月下半月起至今年4月15日止)難道我們做小學教師的,飯都不要吃的嗎?衣都不要穿得嗎?我們的家庭,也隨著我們餓死嗎?欠了人家的錢可以不還嗎?將來的衣食,向那裡去賒欠呢?”

1934年9月29日《東南日報》又有報道稱:“說到他們(指小學教師)的代價呢,實在可憐得很,最多不過十五六元,少則四五元,較之現錢交易的黃包車伕,不及多多,一連欠了四個月的薪,家庭中的老和小,暫且不去顧他,就是個人生活,也難維持。因之在初欠薪的時候,向人告貸;繼則挾了大包小包的衣服,向長生庫裡跑;近來可愈棄愈糟糕了,日復一日的欠下去,弄得來借已無門,當亦無衣,一日三餐,將到了沒有著落的日子,一切的寒衣,還安居在高牆頭裡,學校辦公室的教員,好似監獄署裡囚人,大家只有相對而泣。改業嗎,人浮於事,不敢輕易嘗試,苦幹嗎?!只有餓死一條路。唉!這是餘杭的神聖教育,這是餘杭神聖的教育生活。”

第五十幕誰曉教師泣血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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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幕 教育一刻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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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大早羅傑就趕到了鄧本殷的宅邸,對於這個搖錢樹,鄧本殷自是不敢怠慢,在書房之中接見了羅傑。

“幾天不見,鄧指揮可是越來越精神啦!”

鄧本殷見羅傑進來,放下手中的筆,對羅傑做了個請的手勢,說道:“可不是麼,每天只要想到你那抗生素x啊,我這心裡可就舒坦的不得了!不知道你那廠子什麼時候才能建成啊?咱可是等得著急啊!”

羅傑笑了笑,說道:“現在工廠雖然基本建成,裝置什麼的都安裝好了,但是工人卻還不到位啊,這讓工人熟悉生產也還需要一段時間,現在只是試生產,估計等到下個月應該可以正式投產,還望鄧指揮多多包涵。不過我現在手上有一批樣品,本來是打算給那些代理商的,既然鄧指揮等得著急,那就先給鄧指揮,晾一晾那些個洋鬼子也好。”

鄧指揮擺了擺手,笑道:“呵呵,本來我是不該要你這些樣品的,不過現在這八屬之地的財政是入不敷出啊,對於羅老弟的好意,我就代表八屬人民笑納了。羅老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說吧,這次來找我有什麼事情麼?莫不是又有什麼新生意要做,想拉著咱參上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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