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撬�乃枷牒褪直剩�嗣竅衷諍苣閻�饋Ｒ桓齜淺Ｃ饗緣氖率凳牽�鋇�1998年編《憶周揚》一書時，他的家人才對編輯人員講，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周揚曾作過很多的修改，因為改得太多太亂，最後由夫人蘇靈揚謄清，寫了一份，送了上去。究竟怎麼改的，筆者就不大清楚了。

此時的周揚非常之忙，比在上海“左聯”時期不知要忙多少倍。他主持魯藝的全盤工作，還兼著教育廳長的職務，又要編輯刊物，先是主編《文藝戰線》月刊，後又參與主編《中國文化》月刊。

周揚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陝甘寧文化協會執委會的成員、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常務理事和研究部的負責人，延安文化界各種重要慶典活動，如魯迅、高爾基逝世紀念、郭沫若誕辰等大事，必有他寫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章問世，延安文藝界的各種學術活動也均可看到他的身影。邊區文協創辦“星期文藝學園”，開展文藝運動，幫助文學青年學習與寫作，周揚曾去講過《王國維美學思想》。在另一群眾性文藝學習團體，他去講過現實主義。舒群、蕭軍、丁玲等發起組織的延安“文藝月會”，他更是經常赴會。1940年12月15日“文藝月會”舉行第三次座談會，舒群主持，與會者有三十多人。這次會議討論的中心議題就是圍繞著周揚擬定的討論提綱《漫談抗戰三年來的文藝活動》進行的。提綱的內容是這樣的：“（一）抗戰三年間對文藝活動的影響：在文藝活動的區域與活動形態上，你看出了一些什麼變化？在文藝界各種力量之重新配置與組合上，你覺得團結與鬥爭是否配合得很好？對文藝家在生活、創作各方面有些什麼改變，以及你親自的體驗？（二）抗戰三年來，文藝上新的問題、新的論爭：你注意到了哪些新的問題，新的論爭？

其發生根源及其意義？對於那一問題、論爭，你的態度如何？及能否作一初步結論？（三）創作上的新成果與傾向：你認為有哪些重要收穫，這些收穫是哪裡來的？你注意到了一些什麼傾向，其發生根源，好的如何發揚，壞的如何糾正？對抗戰以後創作總成績的估價。（四）對今後文藝的意見，不論是關於哪一方面，哪一點。”（艾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第221頁）這裡不厭其煩地錄下這個提綱的全文，意在說明，周揚即使是對待這樣一件似乎並不那麼重要的事情，考慮得也是如此細緻、周到、認真，從中也可以看出處於黨在文藝戰線的領導地位的他統觀八面、駕馭全域性的能力。

作為學者的周揚，對理論研究和理論建設有著濃厚的興趣，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他還抽空抓緊時間翻譯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於1940年春出版，編校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藝術》，作為“魯藝叢書之一”印行。周揚極力推崇車爾尼雪夫斯基，在他看來，“堅持藝術必須和現實密切地結合，藝術必須為人民的利益服務，這就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的最高原則。”他的美學是人類文化的優秀遺產之一，是值得很好地學習的。

此時，周揚還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就是想寫兩本書：《文學簡論》、《新民主主義與新文學》。他非常希望組織上能夠暫時解除他的職務，以便他能夠有時間多讀點書，集中精力研究理論問題。但是，革命的需要，繁忙緊張的工作，使他無法潛心從事藝術理論的著述，這個美好的心願未能實現。就連他在魯藝講授《藝術論》的講稿或提綱，也沒有儲存下來。就周揚個人素質來看，誠如朱輝軍所言：“能寫《現實主義試論》（1936）的人，是很可能成為一個思維縝密的純理論家的；能寫《論〈雷雨〉和〈日出〉》（1937）的人，也是很可能成為一個鑑賞力極高的批評家的；能寫《巴西文學概觀》（1931）的人，還有可能成為一個學識淵博的文學史家；能寫《我們需要新的美學》（1937）的人，更有可能成為一個富有創見的美學家。且不說他翻譯的《生活與美學》、《安娜·卡列尼娜》，那樣的譯作，足可以使人認為是出自大翻譯家的手筆！”（朱輝軍：《周揚現象初探》，《憶周揚》645頁）周揚到延安以後的著述，再次證明了他在這方面的卓越的才華。然而，周揚沒有能夠沿著這條路走下去，而是走了另外一條路，雖然仍舊不失為一位著名的理論家、批評家、文學史家、美學家和翻譯家，但主要是文藝理論權威和文藝政策的闡發者、制定者，文化事業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周揚的一生，作為一個學者型的職業革命家，就此註定了。

10　從“小魯藝”到“大魯藝”（1）

毛主席、朱總司令來了　1940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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