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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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是個很重感情的人，當他聞訊趕到時，面對早已斷氣的聰明的蘇蘇不禁失聲痛哭起來。

周揚在1946年８月26日《解放日報》發表了《論趙樹理的創作》。這是一篇最早對趙樹理的創作作出全面系統科學評價的文章，在現代文學史上一向被視為評論趙樹理創作的經典之作。文章一開頭就說：“趙樹理，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周揚文集》第１卷第486－487頁）文章說，趙樹理的作品是農村中發生的偉大變革的莊嚴美妙的圖畫，其在藝術上的貢獻，一是他的人物創造，二是他的語言創造。就人物創造來說，其特點有三，一是，“他總是將他的人物安置在一定鬥爭的環境中，放在這鬥爭中的一定地位上，這樣來展開人物的性格和發展。每個人物的心理變化都決定於他在鬥爭中所處的地位的變化，以及他與其他人們相互之間關係的變化。他沒有在靜止的狀態上消極地來描寫他的人物。”（《周揚文集》第1卷第490…491頁）二是，“他總是透過人物自己的行動和語言來顯示他們的性格，表現他們的思想情緒。關於人物，他很少做長篇大論的敘述，很少以作者身份出面來介紹他們，也沒有作多少添枝加葉的描寫。他還每個人物以本來的面目。他寫的人物沒有‘衣服是工農兵，面貌卻是小資產階級’；他寫農民就象農民。動作是農民的動作，語言是農民的語言。一切都是自然的，簡單明瞭的，沒有一點矯揉造作，裝腔作勢的地方。而且只消幾個動作，幾句語言，就將農民的真實的情緒的面貌勾畫出來了。”（同上，第492－493頁）三是，“明確地表示了作者自己和他的人物的一定的關係。

他沒有站在鬥爭之外，而是站在鬥爭之中，站在鬥爭的一方面，農民的方面，他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沒有以旁觀者的態度，或高高在上的態度來觀察與描寫農民。農民的主人公的地位不只是表現在通常文學的意義上，而是代表了作品的整個精神，整個思想，因為農民是主體，所以在描寫人物，敘述事件的時候，都是以農民直接的感受、印象和判斷為基礎的。”（同上，第49４頁）文章在談到趙樹理在語言上的創造時說：“他在他的作品中那麼熟練地豐富地運用了群眾的語言，顯示了他的口語化的卓越的能力；不但在人物對話上，而且在一般敘述的描寫上，都是口語化的。”（同上，第495頁）“趙樹理的特出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是得力於他對於農村的深刻了解，他了解農村的階級關係、階級鬥爭的複雜微妙，以及這些關係和鬥爭如何反映在幹部身上，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價值，另一方面也是得力於他的語言，他的語言是真正從群眾中來的，而又是經過加工、洗煉的，那麼平易自然，沒有一點矯揉造作的痕跡。在他的作品中藝術性和思想性取得了較高的結合。”

（《新的人民的文藝》，《周揚文集》第１卷第518頁）周揚一向對語言十分重視，認為語言是文藝作品的第一個因素，是民族形式的第一個標誌，因此他盛讚趙樹理在語言上創造了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

趙樹理開創了一條新現實主義的真正大眾化的道路，在這之後，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袁靜、孔厥的《新兒女英雄傳》，柯藍的《洋鐵桶的故事》，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等等，基本上都是走的“趙樹理道路”，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眾文藝的興盛局面。

他們的突出貢獻是在真正實現文藝與大眾的結合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重大的缺陷則是典型性不足，藝術性相對比較薄弱。這是延安文藝的歷史的侷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周揚並沒有因為延安整風強調增強黨性，強調統一思想，而忘記強調個性、獨立人格、獨立思考之重要。

他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可謂情有獨鍾，一向對人的個性，獨立人格、獨立思考非常推崇。在《“五四”文學革命雜記》一文中，他盛讚五四新文化運動“是把人的頭腦從幾千年來封建思想束縛中解放出來的運動，是一個‘人的自覺’的運動。人必須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個性，能夠獨立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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