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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引者注：指劉少奇），卻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說這部反動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拒絕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

“當時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志，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胡××等人卻大唱對臺戲……”

這樣一來，又不是“一次”會議，而是“幾次”會議，頑固堅持認為這部影片是愛國主義的而不是賣國主義的元兇又不是劉少奇，而變成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人及“背後支援他們”的劉少奇了。對於戚本禹的這篇批判文章，劉少奇在看過之後，立刻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根本沒有《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這種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說出“《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

這樣的話，要求中共中央調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第1056－1057頁）其他幾位誰也沒有承認自己說過這部影片是愛國主義的這樣的話。這話到底是誰說的呢？至今還是一個無頭案。至於說在“幾次”會議上“大唱對臺戲”，也甚為可疑。那時毛澤東在全黨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這些身處高位的領導同志如果真的知道毛澤東有上面所說的那樣的意見，並且多次為江青所強調，可以肯定地說，他們是誰也不會“公然對抗”的。事實上，###當時確也曾約請一位歷史學家寫過一篇批判《清宮秘史》的文章，只是覺得文章“太激烈了”，未予發表。對於《清宮秘史》之所以沒有像後來的《武訓傳》那樣掀起一場軒然大波，可能是因為胡喬木、周揚等一些主管宣傳、文化、藝術工作的領導同志對毛主席對《清宮秘史》的意見的分量不很知情，而對江青把問題誇大到那樣嚴重的程度又以為只不過是她個人的看法，因而不以為意，同時又覺得這是一部香港拍攝的影片，不宜大動干戈，所以，在客觀上拖延了對這部影片的批判。如果這樣的分析判斷大致可以成立，那麼，對《清宮秘史》停演而不公開批判，倒也不失為一個上策。

周揚後來為這件事“補課”了。那是在批判《武訓傳》已經過去三年半之後，行將批判胡風之前，他在《我們必須戰鬥》一文中，對《清宮秘史》講了如下一段批判的話：“這部影片雖然在全國一度上映之後就停演了，卻沒有像《武訓傳》那樣受到嚴正的批判。影片誇大了改良派的變法運動的進步意義，把光緒皇帝加以理想化，而完全顛倒了和誣衊了義和團反抗外國侵略者的英勇鬥爭的歷史，給觀眾以這樣的印象，似乎外國侵略者屠殺中國人民——義和團，佔領北京，驅逐中國政府是正當的。影片表示的思想是投降外國侵略者的賣國主義的思想。”可以看做這是對毛澤東要批判《清宮秘史》的一個交待。自然，在江青看來，這並不能消除周揚抗拒批判《清宮秘史》的“罪行”於萬一。　。。

16從《清宮秘史》到《武訓傳》批判（2）

1950年崑崙影業公司拍攝完成了《武訓傳》，在京、津、滬上映後，受到一片讚揚，據統計僅這三個地方發表的歌頌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文章就有40餘篇，有的文章甚至稱武訓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者”。到1951年3月底以後，才逐漸有相反的意見出來，引人注目的是賈霽的《不足為訓的武訓》和楊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文章認為這是一部有嚴重思想錯誤的影片。一場正常的討論展開了。

楊耳即許立群，時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他的這篇文章發表於5月10日《文藝報》第4卷第2期。許的夫人杜曉彬回憶說：文章發表約兩天後，毛主席親自打電話給許立群，約他去中南海談話。毛主席對他的文章給予表揚和鼓勵。毛主席說，文章對電影《武訓傳》及對武訓的錯誤宣傳未展開深入的批判。毛主席要許立群再寫文章，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批判，並說文章寫成後在《人民日報》發表。許立群當即說：“這樣有分量的文章應由周揚同志寫。”毛主席說：“大官不文，小官為之。”許立群按照毛主席的吩咐，準備再寫對電影《武訓傳》及對武訓的錯誤宣傳的批判文章。（《許立群文集》下卷，當代中國出版社，第851頁）周揚這個“大官不文”，就請許立群這個“小官為之”。毛澤東對周揚在批判《武訓傳》問題上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了。　周揚在《武訓傳》問題上的前後變化　周揚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起初應該說還是比較清醒的，沒有把問題看得那麼嚴重。後來，隨著政治批判氣溫的升高，他的思想也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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