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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創作的豐富經驗科學化、系統化，正是我們的文藝家不可推卸的責任。”（同上，第480頁）

周揚在發言中談到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時說：“我們時常用簡單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去領導文藝工作，粗暴地干涉了一些不應干涉的事情，特別是有些地方極粗暴地干涉了民間戲曲活動；有的同志甚至以感想代政策，以個人好惡來取捨藝術作品。這些都是妨礙文學藝術發展的。”（同上，第481頁）他還說：“文藝刊物上應當發表各種不同風格的藝術創作和展開不同藝術見解的自由討論；任何團體或刊物都不應成為少數人包辦、壟斷的工具。”（同上，第482頁）在這前後，周揚幾次講過，藝術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個領導，說它好它就好的；它要在群眾面前競賽，要在群眾面前受考驗。“藝術只有讓群眾鑑定，藝術的高低不是任何一個人可以評定的，只能由群眾來判斷。就是毛主席，也不能毛主席說好就算好。群眾都講好才算好，要經得起群眾的考驗，時間的考驗。”（同上，第433頁）藝術要讓群眾去評判這樣意思的話，周揚在以前也曾不只一次地講過。

但在大眾場合作報告中公開講出“就是毛主席，也不能毛主席說好就算好”這樣的話，在周揚還是第一次。也就在這個時候，周揚還講：“其實是研究學問的話，任何人的毛病都可以挑，連毛主席的東西也可以挑，這不是什麼政治思想問題，在學術上完全可以不同意別人的看法和保留自己的意見，”（同上，第410頁）對於毛澤東在學術上的毛病也可以挑，周揚的這個看法，前面已經講過，正是毛澤東本人當時的思想。那時，確實是春意融融，思想解放、民主氣氛是相當濃厚的。

20“只有打破教條主義才能有活潑旺盛的生命”（4）

為了克服嚴重存在的宗派主義，周揚說可以辦同人刊物。他在作協文學講習所的講話中這樣說：“甚至我們可以考慮自由辦刊物，不必將一些刊物都成為各個協會的機關刊物，定得死死的（當然，這個問題我們還要研究）。這樣可以解放創造力，讓各種藝術流派在社會里面有充分發表的自由，打破目前這樣的沉悶狀態。”（同上，第431頁）同人刊物的事，他在上面提到的全國美協秘書長會議上講過，在11月文學期刊編輯工作會議上也講過，直到反右鬥爭已經展開之後，他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上仍然主張刊物可以由研究機構辦，由學會辦，也可以由同人辦。

……

1956年，人們的思想如此解放，敢想敢說，同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個人崇拜受到批判密切相關。如果沒有斯大林的教訓，沒有對我國和蘇聯革命和建設的經驗和教訓的思考和總結，這一切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周揚欣喜地看到，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提出還不到一年，哲學界、文學界、經濟學界、法學界、生物學界的學術風氣濃厚起來了。關於遺傳學，關於中國歷史，關於中國哲學史，關於美學，關於文學藝術中的現實主義等問題，都展開了不同意見的論辯。學術和文藝刊物大為增多，頗有“雨後春筍”之勢。1956年一年出版的學術著作比從1950年到1955年所出版的全部加起來還要多。劇目開放後，一年中各地挖掘出了大量的傳統劇目，其中不少劇目經過整理加工重放異彩。文藝創作的題材比以前廣闊多了，體裁和風格也比以前多樣化了。尖銳揭露和批評生活中消極現象的作品，如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等，愈來愈引起人們的注目。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學術思想有了更多的研究。大學裡開設的課程擴大了範圍。許多人的眼界開闊起來了，思想活潑起來了。這些都是國家興旺發達的新氣象。

但是在黨內幹部中，當時許多人並不這樣看。對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多幹部一時還難以接受。毛澤東說，黨內高階幹部中十個有九個不懂得和不贊成這個方針。一個有代表性的事例便是發表於１月７日《人民日報》的陳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這篇文章的錯誤在於用教條主義的眼光，帶著宗派主義的情緒觀察事物，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方針提出以後文藝界的情況作了不正確的估計，看不到積極的一面，對他們認為是消極的東西也缺乏分析，採取了簡單、粗暴的態度。這篇文章實際上起了障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貫徹的作用。

毛澤東在陳其通等人的文章發表的當天就將此文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及即將召開的各省市黨委書記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又系統講了“百花齊放，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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