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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之初，我是人民大學的學生。有一回被拘到禮堂裡聽報告，報告人是一位青年道德教育家——我說是被拘去的，是因為我並不想聽這個報告，但缺席要記曠課，曠課的次數多了就畢不了業。這位先生的報告總是從恭維聽眾開始。在清華大學時，他說：這裡是清華大學，是全國最高學府呀；在北大則說：這裡是有五四傳統的呀；在人大則說：這是有革命傳統的學校呀。總之，最後總要說，在這裡做報告他不勝惶恐。我聽到他說不勝惶恐時，禁不住舌頭一轉，鼻子底下滾出一句頂級的粗話來。順便說一句，不管到了什麼地方，我首先要把當地的罵人話全學會。這是為了防一手，免得別人罵我還不知道，雖然我自己從來不罵人，但對於粗話幾乎是個專家。為了那位先生的報告我破例罵了一回，這是因為我不想受他恭維。平心而論，恭維人所在的學校是種禮貌。從人們所在的民族、文化、社會階層，乃至性別上編造種種不切實際的說法，那才叫做險惡的煽動。因為他的用意是煽動一種癔症的大流行，以便從中漁利。人家恭維我一句，我就罵起來，這是因為，從內心深處我知道，我也是經不起恭維的。

本篇最初發表於1996年第8期《三聯生活週刊》雜誌。

《王小波全集》　第一卷關於崇高

七十年代發生了這樣一回事：河裡發大水，沖走了一根國家的電線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電線杆沒撈上來，人卻淹死了。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這件事在知青中間引起了一點小小的困惑：我們的一條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頭？結果是困惑的人慘遭批判，不瞞你說，我本人就是困惑者之一，所以對這件事記憶猶新。照我看來，我們吃了很多年的飯才長到這麼大，價值肯定比一根木頭高；拿我們去換木頭是不值的。但人家告訴我說：國家財產是大義之所在，見到它被水沖走，連想都不要想，就要下水去撈。不要說是木頭，就是根稻草，也得跳下水。他們還說，我這種值不值的論調是種落後言論——幸好還沒有說我反動。

實際上，我在年輕時是個標準的愣頭青，水性也好。見到大水沖走了木頭，第一個跳下水的準是我，假如水勢太大，我也可能被淹死，成為烈士，因為我畢竟還不是鴨子。這就是說，我並不缺少崇高的氣質，我只是不會唱那些高調。時隔二十多年，我也讀了一些書，從書本知識和親身經歷之中，我得到了這樣一種結論：自打孔孟到如今，我們這個社會里只有兩種人。一種編寫生活的指令碼，另一種去演出這些指令碼。前一種人是古代的聖賢，七十年代的政工幹部；後一種包括古代的老百姓和近代的知青。所謂上智下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是這個意思吧。從氣質來說，我只適合當演員，不適合當編劇，但是看到指令碼編得太壞時，總禁不住要多上幾句嘴，就被當落後分子來看待。這麼多年了，我也習慣了。

在一個文明社會里，個人總要做出一些犧牲——犧牲“自我”，成就“超我”——這些犧牲就是崇高的行為。我從不拒絕演出這樣的戲，但總希望劇情合理一些——我覺得這樣的要求並不過分。舉例來說，洪水沖走國家財產，我們年輕人有搶救之責，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總要問問撈些什麼。撈木頭尚稱合理，撈稻草就太過分。這種言論是對崇高唱了反調。現在的人會同意，這罪不在我：劇本編得實在差勁。由此就可以推匯出：崇高並不總是對的，低下的一方有時也會有些道理。實際上，就是唱高調的人見了一根稻草被沖走，也不會跳下水，但不妨礙他繼續這麼說下去。事實上，有些崇高是人所共知的虛偽，這種東西比墮落還要壞。

人有權拒絕一種虛偽的崇高，正如他有權拒絕下水去撈一根稻草。假如這是對的，就對營造或提倡社會倫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顧浪漫煽情，要留有餘地；換言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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