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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社會的人，都會關心社會的。“五四”運動初的“學生會時代”，廬隱是一個活躍分子，她是帶著“社會運動”的熱情跨進文壇大門的。那時候，她寫《新村底理想與人生底價值》（1920年，《批評》第四號）之後，不僅寫了《一封信》、《兩個小學生》等七篇那樣有著深刻現實意義的短篇和小品，也寫了《中國的婦女解放問題》（1924年，《民鐸》第五卷第一號）這樣一些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筆鋒轉向“自敘傳”的性質：寫自己，寫愛人，寫朋友，都是現實主義的，因為它們反映了社會的一個側影，是真實的現實。茅盾說：“廬隱與'五四'運動，有'血統'的關係”，“廬隱，她是'五四'的產兒”（《廬隱論》）。當“五四”運動落潮後，在廬隱面前，社會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圍。人們所說的“廬隱的停滯”就是在這種主客觀的條件下產生的，但廬隱並不甘在這種氛圍中沉淪，她掙扎著，追求著，前後雖有幾次反覆，但每次也都有所前進。

廬隱的小說《地上的樂園》，茅盾說它是寓言體的“一篇美麗的空想的'詩'，而且是'神秘'的'詩'。讀了那篇《地上的樂園》，人們會覺得在這裡就伏著廬隱作品中'苦悶人生'的根，也會覺得就在這裡也伏著廬隱'發展停滯'的根。”這裡，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觀。人的一切思想和實踐，是不能離開人生觀而存在的，所以說，那裡有“根”。

廬隱寫於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曼麗》，是她認為“從頹唐中振起來的作品”。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邁步一樣，步子邁得雖不高遠，卻決不是原地踏步或轉圈子。茅盾說，《曼麗》集中多數作品表示了作者頗想脫掉《或人的悲哀》以來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並企圖重新估定人生的價值。她這次創作思想的變化有個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會的影響。“促成她這一轉向的，與其說是她個人生活上的變動，倒不如說是時代的暴風雨的震盪。”翟菊農在這本集子的序裡說：“這本小說集子比《海濱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內容說，《曼麗》的取材，範圍要比《海濱故人》寬些，例如《房東》一篇，《海濱故人》集子裡就不會有。《海濱故人》集子裡據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處是親切；在這本集子裡，雖則大部分還是自身經驗的描述，但要比較蘊蓄些。《海濱故人》集子裡，所表現的感情是很深摯的，對於人生的感覺，似乎比較深切些。《海濱故人》集子裡很多爆發式的感情，在這本集子裡比較的經過一番洗煉工夫。我並不是對這兩本集子，有所抑揚，只覺得兩本的內容的確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來作者生活上的變動，從前是春之氣，現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兩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點了出來，均比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創作實際。

廬隱崎嶇、坎坷的命運使她在沉淪與前進中幾經反覆，但她畢竟還是從感情裡掙扎出來，擯棄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對社會勞苦大眾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應有的修養》一文中說，作家內質方面的修養應該有二：“一應對於人類的生活，有透澈的觀察，能找出人間的癥結，把浮光下的醜惡，不客氣的，忠實的披露出來，使人們感覺到找尋新路的必要。二應把他所想象的未來世界，指示給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們，引導他們向前去，同時更應以你的熱情，去溫慰人間悲苦者，鼓勵世上的怯懦者。”當她的創作世界重新和廣闊的社會生活聯絡起來的時候，除了留下的那部以“…·二八”戰役為題材，反映十九路軍奮起抗日的長篇小說《火焰》外，還有收在《東京小品》裡的七篇小說如《火災》，尤其那十四篇雜文，如《丁玲之死》。在北平她就同胡也頻常有來往，當聽到朋友說胡也頻“以共產之故被捕”後，“想起也頻那樣一個溫和的人，原來有這樣的魄力，又是傷感，又是欽佩”；當聽到丁玲被捕失蹤，又看到《時事新報》有丁玲已被殺害之說後，她認為那是中國文壇一大損失，“時代是到了恐怖，……究竟哪裡是我們的出路？想到這裡，我不但為丁玲吊，更為恐怖時代下的民眾吊了。”在《監守自盜哩說：“墨子曾經有過一句話：'竊國者侯，竊鉤者誅'，使我恍然明白從古及今，中國一切的法律，都只限於約束小百姓，而袞袞諸公呢，那是特殊階級，是孟軻所說的治人階級，所以法在小民，刑在小民而皆不上袞袞諸公，因此失地萬里的將軍，塗炭人民的元帥，儘可以挾帶金寶美姬，逍遙於法外，當政諸公，連正眼都不敢向他望一望了！”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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