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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兒童短篇小說都收在《小哥兒倆》一書中。她在《自序》中說：“書裡的小人兒都是常在我心窩上的安琪兒，有兩三個可以說是我追憶兒時的寫意畫。我有一個毛病，無論什麼時候，說到幼年時代的事，覺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記起自己穿木履走路時掉了幾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訴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煩瑣。懷念著童年的美夢，對於一切兒童的喜樂與悲哀，都感到興味與同情。這幾篇作品的寫作，在自己是一種愉快。”這本書，可以說是獻給小讀者的禮物，《弟弟》和《小英》等篇是其中的佳作。

凌叔華的創作不算多也不算少，可喜的是，她一直沒有輟筆。她手裡的兩支筆——作家之筆和畫家之筆，伴她度過了一生的歲月，並把她那顆藝術匠心和構思，都獻給了中華民族的偉大藝術。

1980年初稿

1994年11月25修訂

馮沅君

孫瑞珍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馮沅君是一位著名學者，一位教育家，也是“五四”以後出現的新文學史上第一批頗有影響的女作家之一，曾與蜚聲文壇的女作家冰心、廬隱齊名。她從事文學寫作的時間，僅為其生命的十分之一，從1922年開篇創作到1929年擱筆，歷時七年，給後人留下三個短篇集——《卷荒》、《春痕》、《劫灰》及其未入集的少量文字。她的作品的中心主題是大膽寫出了當時女性掙脫舊禮教束縛的戀愛心理，表達了“五四”運動前後一些人對封建傳統的激憤和反抗。她的作品如涓涓細流匯入“五四”以後文學的洪流中，浩浩蕩蕩，奔騰不息。

馮沅君的創作，凝聚著魯迅的心血，這棵幼苗，曾得到過魯迅辛勤的灌溉和培育。早在1926年，魯迅曾把她的短篇小說《卷（箷）》連同其它三篇編入《烏合叢書》（之六），從編輯稿件到印刷出版，都親自辦理，魯迅寫信給畫家陶元慶（112致陶元慶，《魯迅書信集》上卷100頁），要他為《卷箷》設計封面，並自己撰寫廣告。

魯迅還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用一頁的篇幅對這本集子中的短篇小說《旅行》給予了熱情而中肯的評價：

馮沅君有一本短篇小說集《卷（箷）》……其中的《旅行》是提煉　了《隔絕》和《隔絕之後》（並在《卷箷》內）的精粹的名文，雖嫌過　於說理，卻還未傷其自然；那“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　只敢在間或車上的電燈被震動而失去它的光的時候；因為我害　怕那些搭客們的注意。可是我們又自己覺得很驕傲的，我們不客　氣的以全車中最尊貴的人自命”。這一段，實在是五四運動直後，　將毅然和傳統戰鬥，而又怕敢毅然和傳統戰鬥，遂不得不復活其　“纏綿排惻之情”的青年們的真實的寫照。和“為藝術而藝術”的　作品中的主角，或誇耀其頹唐，或炫鬻其才緒，是截然兩樣的。

魯迅議論作品，同時也是對作家的評論。字裡行間充分肯定了馮沅君毅然和傳統戰鬥的革命精神。

一

馮沅君畢生為追求婦女解放而鬥爭，她身先士卒爭取和男子同樣受教育，爭取婚姻自主的權利。她對封建道德進行了毫不妥協的挑戰和討伐，她是婦女解放的先鋒。

馮沅君原名恭蘭、淑蘭，筆名淦女士、沅君、大琦、易安等。1900年9月4日生於河南省唐河縣一個小官僚地主家庭中。父親樹侯於1898年在北京考中了第三甲進士。中進士以前，他曾在武昌方言學堂工作；以後被任命為湖北省武陽縣知縣。馮沅君的母親吳氏曾攜大兄馮友蘭，二兄馮景蘭隨父先在武昌住了一年多。後又領著他們兄妹住在父親的官署中，達一年有餘。不久，父親因病去世，母親便扶柩攜子女返回唐河原籍。

馮沅君的母親粗通文字，精明能幹。雖被封建思想所束縛，但對子女讀書卻很開明，並且親自輔導。返回老家後，母親出錢給馮家兄妹請了一位先生教他們唸書。馮沅君從小就跟大兄，二兄一塊讀古書。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於先生外，還可向大兄、二兄請教。

後來，她的大兄、二兄都先後赴京、滬，進入大、中學。母親雖開明，也不會再專門為一名女孩子請私塾先生了。加上農村的封建勢力重如磐石，社會輿論不準女孩子上學讀書。馮沅君強烈的求知慾受到了壓抑和打擊，她在摸索著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過的書，刻苦攻讀，每到夜晚聽母親口授“四書”、“五經”，自己還經常吟詩作賦；一方面貪婪地閱讀大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帶回來的中國古典名著及新出的報刊，從中接受新的思想，也為她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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