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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丁玲接替錢杏chen的工作，擔任了左聯的黨團書記。

在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中，丁玲穿起布旗袍，平底鞋，到工人中開展工人通訊運動，她還到“大世界”舊書攤做社會調查。

為工農代言

廣泛的社會活動，與工農大眾的接觸，開闊了丁玲的眼界。她不再只關心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命運，表達他們的苦悶和追求，她的渴望又產生了新的飛躍，那些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成為她更為關注的物件，她描寫他們的苦難和鬥爭，表現他們在鬥爭中的團結和成長。那些故事也不再只是發生在學校、家庭、書齋，表現個人之間感情上的糾紛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廣闊的天地。此時，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作家的丁玲，用她成批的優秀作品自覺地參加到人民鬥爭的行列，為文壇帶來新的氣息。這時期的作品有《田家衝》、《水》、《法網》、《某夜》、《訊息》、《夜會》、《詩人亞洛夫》、《奔》等十幾個短篇小說和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

中篇小說《水》是丁玲創作轉換方向和內容的重要標誌，她的發表正如茅盾所說：“不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這都表示了過去的'革命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茅盾：《女作家丁玲》）這在整個文壇都有重要意義。

丁玲本打算寫一部三十萬字的傳記體長篇小說《母親》，描寫湖南小城市和村鎮從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直到農村土地運動幾十年中幾家豪紳地主的沒落變遷和多種人物的發展變化。1932年丁玲寫完小說的一部分，發表在6至7月份的《大陸新聞》上，但不到十天，刊物被迫停刊。這年9月，丁玲又應約繼續寫作，她改變原訂計劃，準備寫成三部曲，分三部出版，但沒能完成計劃，她就被捕了。已經發表的八九萬字的《母親》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後，一個年輕的寡婦遭遇的層層苦痛和壓迫以及她衝出封建大家庭，走向自立的覺醒與反抗的過程。

丁玲在創作上實踐著革命文藝的方向，這和她的文藝觀是密切相關的。

1932年1月20日她寫了《關於創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論文，發表在這一年的《北斗》二卷一期上（後收入《丁玲選集》改題為《關於創作上的幾條具體意見》）。論文明確表示了她的十點意見，即“不要太歡喜寫一個動搖中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些又追求又幻滅的無用的人，我們可以跨過前去，而不必關心他們，因為這是值不得在他們身上賣力的；不要憑空想寫一個英雄似的工人或農人，因為不合社會的事實；用大眾作主人，不要把自己脫離大眾，不要把自己當一個作家，記著自己就是大眾中的一個，是在替大眾說話，替自己說話，從行動上具體的表現出來；不要用已經用泛了的形容詞，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說；不要好名，虛榮是有損前進的……”

丁玲經過艱苦的跋涉，爬過了一個高度又躍上了一個新的高度。丁玲在變，她所理解的人，體會的人，她所寫的人也在變，現在的“丁玲”離過去的“丁玲”越來越遠了。她現在作品中的工農大眾與過去作品中苦悶的知識分子不是也離得越來越遠了嗎？丁玲終於創作出了新小說，成為新作家。

關於這段創作，丁玲說：“我生在農村，長在小城鎮，對下層工人、農民並不十分熟悉，我寫他們，拿他們作主人公，但卻是想象出來的。《水》裡的農民，沒有血也沒有肉，它之所以有影響，不是因為寫得好得很，而是題材的問題。《水》突破了一般作家喜歡寫的個人苦悶等等，我真正寫得有血有肉，是在到延安以後……”丁玲分析她這段創作的侷限是客觀的、正確的。那時期，白色恐怖十分嚴重，丁玲無法徹底地深入到工農生活與鬥爭之中，儘管她的心靈承擔著千千萬萬工農的苦樂，有強烈表現他們的願望，但缺乏工農生活與鬥爭的真情實感，因而作品中有的人物存在著概念化的現象。可貴的是丁玲仍然在繼續前行，在困難、動亂和驚險中，她像一團火一樣充滿了熱情。

丁玲多次躲過特務的盯梢抓捕，有一次她到湖風書店，還未走進，裡面已坐滿特務，在澆板工人的保護下，她才得以脫身。

在丁玲的社會活動和創作再要向前突進的時候，反動派對丁玲的存在不能容忍了，他們又一次向她惡狠狠地撲來。

1933年5月14日，丁玲離開正風學院，一路上滿腦子裝著文學座談會上熱烈的發言，而一群國民黨特務正在她家等著她。

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丁玲，押往南京，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激起文化界進步人士的強烈憤慨。左聯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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