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驢��1941年,在重慶大後方文藝界歡迎冰心、巴金的集會上,她第一次見到周恩來。1941年至1947年,她曾任國民黨政府國民參政會議參政員。這時,她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成員,因病久住在重慶郊外的歌樂山,深居簡出。但文藝界的朋友倒是不斷登山造訪,其中就有郭沫若、老舍、馮乃超等人,他們同冰心一起在山坡的濃蔭下,望著如帶的嘉陵江,暢談國事、家事和文藝。他們第一次在歌樂山相聚幾天後,老舍給冰心送來了郭沫若贈送的寫有一首五律的條幅:
怪道新詞少,
病依江上樓。
碧簾鎖煙靄,
紅燭映清流。
婉婉唱隨樂,
殷殷家國憂。
微憐松石瘦,
貞靜立山頭。
這首詩,寫的正是那時的冰心。在這個艱難的歷史時期,她以“男士”為筆名陸續發表了十六篇散文《關於女人》(1945年,天地出版社初版;198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表現了她的“殷殷家國憂”的愛國主義熱忱。
《關於女人》書稿的成書經過,冰心說,1940年,“我初到重慶,《星期評論》向我索稿,我一時高興,寫了一篇《關於女人》來對付朋友,後來寫滑了手,便連續寫了下去,到了《星期評論》停刊,就沒有再寫。”除了“對付”朋友和“寫滑了手”的原因外,還因為“經濟上的確有些困難,有賣稿的必要”。這當然是一些原因,但就“作家”而言,畢竟考慮了社會的因素——她發現“女人的確可憐”。對於女人,她是有自己深摯的感情的。1943年,她在這本書的《後記》裡說:“寫了十四個女人的事,連帶著也呈露了我的一生,我這一生只是一片淡薄的雲,烘托著這一天的晶瑩的月!我對於女人的看法,自己相信是很平淡,很穩靜,很健全。她既不是詩人筆下的天仙,也不是失戀人心中的魔鬼,她只是和我們一樣的,有感情有理性的動物。不過她感覺得更銳敏,反應得更迅速,表現得也更活躍。因此,她比男人多些顏色,也多些聲音。在各種性格上,她也容易走向極端。她比我們更溫柔,也更勇敢;更活潑,也更深沉;更細膩,也更尖刻……世界若沒有女人,真不知這世界要變成怎麼樣子!我所能想象得到的是:世界上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她還說,上帝創造了女人,“就是叫她來愛,來維持這個世界。她是上帝的化生工廠,一架'愛'的機器。不必說人,就是任何生物,只要一帶上個'女'字,她就這樣'無我'的,無條件的愛著,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這裡,在冰心以男性的語氣對於女人的談論中,我們又在她的思想深處,清楚地看到了'母愛'的註釋。
在四川,那段難忘的生活,使她瞭解了許多過去不曾瞭解的事實,明白了許多過去不曾明白的道理。她在《從“五四”到“四五”》一文中回憶說,在大西南的昆明和重慶,尤其是在重慶,經驗使她得出這樣的認識:中國的希望是寄託在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下的、真正抗戰的中國工農大眾身上。
1946年冬,冰心全家去日本,吳文藻教授任中國駐日代表團政治組組長,冰心同當時日本文藝界知名人士有著密切的來往。1949年,應日本著名文學家——東京大學(原帝國大學)中國新文學系主任、冰心著作譯者倉石武四郎的邀請,她在該校開設中國文學課程,成為女性進入東京大學擔任教授之職的第一人。
冰心來到東京的第二年,多難的祖國,又被推入內戰的火海。她好像也置身於戰火,心清惶惶,為祖國痛苦著,創作的心緒像遇霜的秋葉,逐日枯萎。人的信仰,像一座雄偉的建築,並非一日所成,而是經過漫長的歲月建成的。在抗日戰爭中,她所獲得的信任和希望之焰,在日本更加燃燒起來。她從香港朋友那裡秘密地弄到幾本革命著作。有時跑到海邊,靠著岩石,任憑浪花濺溼衣裳,潛心閱讀,並“偷偷地收聽解放區的廣播”。冰心說:“1949年10月,祖國解放的訊息傳來,我感到了畢生未曾有過的歡樂。”她覺得,祖國和人民真正有了光明,她那逐漸形成的理想,也有了具體的寄託。
作家是思想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誰不愛自己的祖國啊!但是冰心一家要從日本回國並非容易。冰心說:“我們是解放後1951年回來的,解放的時候我們就想回來,但是回不來,因為我們去的時候車的是國民黨政府的護照。後來正好美國的耶魯大學要請我們去,我們就拿耶魯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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