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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去見毛澤東。

王海容曾因高考落第，在北京化工廠當過兩年工人。後來，考入北京師範學校，於一九六八年畢業。由於她與毛澤東沾親帶故，在“文革”中很重視這種關係，便被送到北京外語學院作為外交部的接班人加以培養。在那裡，王海容學了八個月的俄語，就被調往外交部。

起初，王海容擔任外交部的禮賓司司長。後來，一下子就提升為外交部副部長。

於是，這位戴眼鏡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動，便出現在各報的新聞照片上，出現在電視螢幕上，成為僅次於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重要角色。在人們的心目中，“王副部長”不言而喻會成為未來的“王部長”。

至於唐聞生，也有著特殊背景。其父唐明照，是老資格的外交部領導幹部。唐聞生能操熟練的英語。見報時，王海容的名字之後，往往便是唐聞生。

康生已經七十七歲了，頭髮和八字鬍都已花白，重病在身，久未露面，他躺在家中，已自知不久於人世。

此人與“四人幫”之中的江青、張春橋，有著頗深的淵源。

康生原姓張，叫張宗可，區少卿。他與江青同鄉。張家是山東諸城大戶，江青之母曾在張家當過傭人。江青很早就認識這位張家四少爺。當江青在諸城上小學時，小學校長便是康生。後來，當江青進入延安，演京劇《打漁殺家》，為之擊鼓的是康生。江青能夠接近毛澤東，也是康生出了力的……

最為重要的是，三十年代，康生擔任過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在此之前，他擔任過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在上海擔任過中共中央特科第四科科長。他十分了解江青、張春橋的底細。

在“文革”中，康生出任“中央文革”顧問，一直是江青、張春橋的親密夥伴。

康老長、康老短，江青和張春橋叫得好甜哪。

康生在生命危淺之際，忽然約見“直線電話”，當然有要事轉告毛澤東……

王海容和唐聞生坐著轎車，來到北京城北的舊鼓樓大街小石橋衚衕二十四號，“康公館”就坐落在那裡。看上去，那小小的衚衕，一點也不顯眼。步入二十四號大門之後，嚯，卻是藏龍臥虎之地。裡面居然既有亭臺樓閣，又有假山、噴水池。

康生一家幾口，佔據了幾十間屋。就連會客廳，也有好幾個——不同級別的客人，康生在不同的會客室裡會見。

“小王、小唐，你們走近點。”這一回，康生只能在病床上，用有氣無力的聲音對王海容、唐聞生說，無法像過去那樣擺功架了。

康生要說什麼呢？他的話，使這兩個年輕人驚呆了：

“請你們轉告主席，江青和張春橋，在歷史上都是叛徒！”

等這兩個年輕人從猛烈的衝擊波中鎮靜下來，康生這才繼續說下去：

“你們不要用筆記，用腦子記就行了，只向主席報告——江青是叛徒，我在三十年代就知道的。現在還有活著的證人，可以問王觀瀾。如果主席想仔細瞭解情況，可以派人去找王觀瀾調查。至於張春橋是叛徒，我是從張春橋的檔案上看到的。張春橋的檔案，是江青給我看的。主席不妨調閱一下張春橋的檔案，也可以找吳仲超瞭解。我是一個快要去見馬克思的人了。這算是我對黨的最後一點貢獻……”

這時，康生又記起了一些事，補充道：

“江青的叛變情況，在三十年代香港、華南的報紙上也有報道，可以查一查……”

康生終於打完“直線電話”，無力地靠在床上，目送著王海容、唐聞生的離去，彷彿了結了一樁最大的心事……

比起張春橋來，康生更加刁滑。這位“中央文革”顧問，明知江青、張春橋的底細，卻一直到眼看著“四人幫”大勢已去，也來個牆倒眾人推。他生怕毛澤東批判“四人幫”，會涉及他這個“顧問”，於是打個“直線電話”，以最後保全自己。

康生提到的知道江青是叛徒的王觀瀾，在《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一幾八二年版）一書中《致王觀瀾》，曾有一註釋，如下：

王觀瀾（一九○六———一九八二），浙江臨海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任《紅色中華》總編輯，中華蘇雛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歷任中央農民委員會主任、陝甘寧邊區統戰委員會主任等職。一八四八年曾到蘇聯治病。

王觀瀾在病中，毛澤東曾為之寫信安慰：“既來之，則安之……”這封信在“文革”中曾廣為流傳，成為慢性病者常常背誦的“最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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