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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能否長期繁榮？如何才能夠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繁榮？對此，許多國內外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筆者贊同這種觀點：中國經濟長期繁榮的根本保證在於能否建立起制度文明。中國封建社會在很長時期內都是發達國家，

直到清朝中葉，中國無論是國力還是人民的生活水平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那裡它有一套比較完美的執行規則。現代經濟能否長期繁榮，關鍵是能否建立起現代制度文明，也就是說，能否建立起一整套市場遊戲規則，而且這些規則最大可能地激發生產力和解放生產力。這套規則的核心是市場秩序和經濟信用。這是由經濟學最基本的規律決定的。在信用和秩序環境中，交易成本普遍降低，在信用缺失的狀態，交易成本普遍升高，甚至造成交易失效。沒有市場秩序，就沒有經濟信用，經濟肯定沒有活力。

信用是目前中國最為稀缺的資源。我們可以看到：曾經經濟繁榮的地方退化到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原始貿易；假酒、假藥、假冒商品盛行；數百萬件的經濟糾紛不能得到及時解決，企業三角債遍地皆是；造假氾濫成災，地方保護主義嚴重，偷稅漏稅和貪汙腐敗屢禁不止；中介行業設立圈套進行欺詐，資本市場莊家持續興風作浪，黑幕醜聞不斷；上市企業虛假資訊漫天飛舞等等。

究竟誰破壞了我們的市場秩序？企業、個人、組織、權力機構以及整個社會誰該承擔責任。事實上，我們既是社會信用的破壞者，又是信用的受害者。有些地方曾經繁榮又急劇衰落的重要原因就是過度透資當地的信用。嚇跑投資者，嚇跑消費者，嚇跑人才，這怎能期望這個地區的經濟繁榮呢？有些行業因為過度缺乏信用而萎縮消亡。

通常認為秩序混亂是轉軌經濟過程中的必然現象。舊的（機制）正在退出，新的還沒有出生。或者舊的還沒有消失，新的就已產生。前者為制度缺失引起的矛盾，後者為利益對立引起的衝突。存在並不等於合理，也絕對不能持續太久。我們不能想象：沒有健全的市場秩序的經濟能前行多遠，一個缺乏經濟信用的民族不可能強大，更不可能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是該重建的時候了，我們不能奢望透過運動的方式來建立市場秩序，也不能希望政府就能獨自建立真正的市場秩序。因為政府並不是市場主體，政府的監管並不能替代市場秩序。也不要夢想加入WTO，融入國際經濟中，信用就好了，市場秩序就建立起來了。技術可以跨越，制度不能跨越。因為它是內生的。原材料可以開發，資本、人才、技術可以引進，惟獨信用不能。自救來自內生的力量，來自我們每個人、每個機構的行動，來源於我們對信用缺失後果的認識與恐懼。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前，中國經濟處於短缺狀態，那是一個造就英雄的時代。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由於中國沒有順利實現消費層級的升級，因而也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從而出現了‘過剩經濟’，亂投資、盲目擴張、社會信用缺失等問題充分暴露，致使許多企業執行困難，產業萎縮。不過從另一方面看，也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對發展變得理智，對企業的治理結構更加重視。戰後日本經濟從起步到強大總體呈現出一拱的發展曲線，由於日本經濟已經完成了‘衣食用住行’的高層級的升級，市場潛力有限，問題積重難返，因而它的這一低迷過程將是漫長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到現在為止，總體也呈現出了一拱的發展曲線，同樣積累了很多問題，由於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很多原因使得經濟無法一次順利實現結構和層級的升級，這不一定是壞事。中國消費正在向‘住行’進軍，‘衣食用住行’高層級的市場潛力巨大，中國存在新一輪經濟高增長的可能性，筆者認為中國經濟從起步到強大的穩定狀態是一個三拱曲線，即將到來的經濟高漲期是一拱振幅和跨度都相當大的拱形曲線。過渡時期的經濟低迷將會促使整個社會自覺或不自覺的在即將到來的新一輪經濟高潮中把事情做的更紮實。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一定要建立起既適應經濟全球化，又適應中國國情的市場經濟的遊戲規則。2。人治、法制與法治法治與法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法制下，法是政府的工具，權力高於法之上。而在法治下，法高於一切。法治從本質上講是一種自然秩序，具體地說，它有三個含義：第一、法治意味著一種制約，它限制政府和統治階層的權力，包括修改法律的權力。從更深的層次上講，它也是對法自身的一個限制。第二、法治意味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法治意味著形式正義。形式正義指的是，在當前的法律制度框架下，忠實、一致地根據法律所規定的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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