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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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從金融深化中獲“利”多大？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融改革帶來的變化，只是基於原有制度框架下金融資產的簡單擴張，表現為“超常規金融增長特徵”。但這種擴張卻使得金融組織象樹根一樣深入到整個經濟的土壤裡，政府象大樹一樣藉助這些樹根吸取分散的金融資源，從而得以集中資金用於投資和改革成本補償。因此，從本質上來說，放權讓利式改革推進中計劃配置資源的功能被改掉的部分，卻被金融制度安排的擴充套件職能所取代。因此，從這種意義上說，隨著放權讓利式改革的推進，“國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擴充套件只是改變了政府壟斷產權形式的內部結構，國有金融制度安排作為國有企業配套角色的性質並未發生改變，改變的只是其作為配套的相對重要性比以往的大大提高”。

按照上面的分析，中國金融改革的推進，實質是政府進行的產權結構及其實現形式的調整，目的是為了獲取控制金融資源的收益以支援改革，這種收益在最初金融資源表現為單一的貨幣時就成為貨幣化收益。因為獲取這種收益需要增發大量貨幣，所以很多政府的發展狀況顯示，這種收益的獲取都是以高昂的通貨膨脹為代價的，對這一點麥金農有精闢的理論分析。

按照麥金農的市場次序化理論，金融增長必須建立在平衡中央財政的基礎上，否則將會為隨之而來的高通貨膨脹所遏制。但中國在推進改革程序中，一方面攫取了鉅額的貨幣化收益：一種估算認為，1978—1986年，這筆收益平均佔GNP的3％左右，另一估算表明：1986…1993年它平均佔GNP的5。4％，此間實際貨幣發行收益累計達8447。2億元；世界銀行甚至認為，1993年其最高額幾乎達到GDP的11％；另一方面卻又在中央財政下降同時仍保持高金融增長與低通貨膨脹的發展格局，這一點與前蘇聯和東歐等政府形成鮮明對比，因此被其稱為“中國之謎”。麥金農之所以稱中國的情況為“謎”，因為其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中國改革之初的貨幣化程度極低，根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1978年的貨幣化程度為25％，而俄羅斯在1990年的M2/GDP達100％，較低的貨幣化程度原本是經濟發展不成熟的反映，但正是這種不成熟，為中國在最初的一段時期內較為成功地推進改革提供了一個重要條件。如1978——1999年間，M2平均增長率為24。72％，GDP的平均增長率為9。22％，而零售物價指數平均增長率為6。29％，改革初期經濟的低貨幣化狀態使制度變遷程序得以與經濟貨幣化過程同步推進，低貨幣化經濟具有巨大的吸釋貨幣供給的功能，在獲取巨大貨幣化收益之時又有效地避免了“通貨膨脹陷阱”的困擾。在避免通貨膨脹困擾之時透過快速的金融增長獲取的巨大的貨幣化收益，無論對處於下降過程中的中央財政，還是對陷入困境和效率低下的國有經濟，都是一種及時而有力的補貼，由此產生了減輕改革阻力，尤其是維持並增強了政府這個改革推動者的改革激勵績效。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政府與金融的關係，是十分緊密的相互依存關係，這種關係的實質是政府對經濟干預形式的扭曲，正是這種扭曲的形式，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和金融發展的一系列問題的產生，從而也決定中國金融非質性深化的特徵。

中國金融發展的三個謎

1。貨幣化程度持續升高按照一般的理論推論，為獲取巨大的貨幣化收益，處於壟斷地位的金融體系便成為便利地攫取這筆收益的得力工具。因此，可以說最初政府對金融改革的控制是積極主動的，這種積極主動表現為兩方面：一方面政府主動地推動金融產權形式的擴充套件，表現為金融機構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政府能夠有效地控制金融安排與活動並有效地獲取收益。政府之所以能

夠做到對金融積極主動地控制，其中一個關鍵性因素是政府控制收益與控制成本的巨大差距，使得政府有足夠的積極性和能力控制金融，上面的分析已經明確地表明瞭這一點。但毫無疑問，政府控制金融的這種積極主動性和能力是隨著控制成本的上升不斷弱化的，這種弱化的結果就是市場化程度的提高，就是金融和貨幣市場本性的迴歸程度提高，這也就是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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