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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儘管有過嚴重的壓力和緊張的時期，國民黨同共產黨之間的第二次合作由於民族生存的需要和絕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沒有完全破裂。在即將來臨的和平建國時期是否能夠保持和發展？或者，是不是又要出現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不幸局面？

大眾對國內和平的希望因為蔣介石和毛澤東簽訂1945年“雙十協定”而大為高漲。但事情很明顯，蔣介石和他的集團正在把國家引向一場新的內戰，他們最大的指望就是美國的支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任遠東盟軍統帥的美國麥克阿瑟將軍下令侵華日軍，只能向國民黨繳械投降。中國大片國土是由國民黨放棄給日本侵略者的，後來由中共領導的部隊奪取回來並在那裡奮戰近10年之久。按照麥克阿瑟這道命令，在這些地區（主要在大城市及交通幹線）的大部隊日軍是不是就必須繼續對解放區的部隊作戰，直到久已逃遁的國民黨部隊重新出現，然後向它們繳械投降？

咄咄怪事？但正在著著進行的正是這樣一種謀略。美國的艦隻和飛機把遠在大後方的國民黨部隊（其中許多部隊有第一流的美式裝備，本來是為了打日本的）紛紛北運，為內戰進行部署。國民黨部隊開進日軍盤踞的城市和交通線後，不但不令日軍繳械，反而要他們繼續對中共領導的部隊作戰並與國民黨軍相互配合。在甫京，已經“投降”的日本在華佔領軍總司令同村寧次為蔣介石的國防部留用，充當反共作戰的顧問。在地方上，據1946年6月號《紐約客》刊載的美國作者約翰·赫西的報道，他在山西發現武裝的日軍部隊——這已是日本宣佈投降10個月之後——在當地國民黨“土皇帝”閻錫山的軍隊中對共產黨作戰。他的報道中還提到美國和日本軍官一起參加了一個策劃反共作戰的聯席會議，一個參加這一會議的美國軍官告訴他，這樣的事情用不著大驚小怪，因為他們預期不用多久他們就將在一次更大的戰爭——對蘇聯的戰爭中並肩戰鬥。

大批為虎作倀的偽軍直截了當地被收編為蔣介石的“國軍”。在抗日戰爭期間，蔣的部下先後有57個將領歸順於日偽政權，他們本來就有這樣一種“腳踩兩隻船”的打算。

就這樣，第二次國共合作（1937—1945年）又像第一次（1924—1927年）一樣，為蔣介石在外國的支援下所破壞。1945年10月的“雙十協定”夭折了。共產黨人決心不讓1927年蔣介石的“四·一二”流血政變重演，準備反擊。蔣介石則決心要重蹈歷史覆轍，為此玩弄政治花招、進行軍事鎮壓，無所不用其極。經過4年斷斷續續的談判和十分嚴酷的戰鬥，事情才算有了分曉。

國共之間的第一回合軍事衝突發生在1945年末。1946年1月，國民黨眼看無力佔據上風，同意實行新的停戰。這段暴風雨前的寧靜是由兩方面因素促成的：在國內，全國人民反對和厭惡內戰；在國際上，勝利的各盟國之間達成諒解，1945年12月，蘇、美、英三國外長在莫斯科會議上同意不干涉中國內政（它們之中誰也不想為了中國問題而產生對抗）。在佔統治地位的國民黨方面，他們把停火不是看作邁向和平的一步，而是贏得時間的計謀，以便在美國幫助下運輸、訓練和擴充軍隊，對共產黨作最後的攤牌。

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是在1946年1月上旬。為了實行這個協定，成立了軍事三人小組（國民黨代表張群，後為張治中，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美國政府代表馬歇爾），並在北京組成軍事調處執行部，下設執行小組——執行部及小組均由國民黨、共產黨和美國三方人員組成，執行小組分赴各對峙或衝突地區，執行調處工作。

即使在前線暫時平靜的時候，國民黨在它統治的後方地區仍加緊鎮壓反內戰運動。1945年12月1日，在雲南省會昆明發生了國民黨軍警特務以暴力鎮壓、四位西南聯大學生慘遭殺害的事件。宋慶齡回到上海之後首先參加的公眾活動之一就是有兩萬人參加的追悼四烈士的大會。

後來，她又參加了追悼李公樸、聞一多的大會。李是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參閱第十四章），聞是著名的開明學者和詩人。這兩位舉國敬仰的愛國人士只因為公開主張中國在戰後應實行和平民主，在1946年7月在昆明先後被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的手下暗殺。對他們的悼念活動成了對國民黨暴行的抗議。

像這樣的集會，宋慶齡總是親自出席。與此適成對照，國民黨中央六屆二中全會她就不去參加（她在名義上是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對她又一次運用“又拉又打”的手法，在這次全會上把她選入“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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