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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阿本德這樣的極端保守派，還有喬治·菲奇（他在外國基督教育年會工作，以後成為國民黨的熱烈擁護者）。

在委員會中同宋慶齡緊密合作的積極分子中有兩位美國人，即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和哈羅德·艾薩克斯（伊羅生）（當時任左翼的《中國網》主編）。

獲得這樣廣泛的支援決不能歸因於“陰謀”。這是由於對白色恐怖以及外國租界警方肆無忌憚地助紂為虐的普遍厭惡（後面一點使中國人更加怨恨，也使許多自由主義的或僅僅是心地正直的外國人反感）。不論是中國的法律、還是外國的法律——包括被告在其居住、被捕及被指控犯罪的地方受審的權利——都被視同廢紙。對牛蘭夫婦作出的野蠻判決（死刑）使人感到震驚，而且他們還有一個年幼的孩子吉米，這也贏得人們的同情。

在當時的中國進步分子中間，營救牛蘭夫婦一事使他們的情緒非常激動。他們把來自外國的支援看成是同志式地分擔他們的危險和犧牲，現在帶來這種支援的人遇難，他們就理應出來營救。（對於牛蘭夫婦隨身攜有多國護照並有多處住所，他們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懷疑之處，因為蔣介石到處抓人迫使反對他的中國人也不得不採用類似的計謀。）此外還有當時世界局勢的因素。在30年代前半期，資本主義陷入經濟衰退，即使在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也一下子從大事吹噓的繁榮跌落到普遍的貧困，到處是失業和混亂。與之相對照，蘇聯的景象卻是在貧困和破敗中迅速進行經濟建設、蒸蒸日上。蘇聯的成功即使懷疑論者也不能不看到，它顯示出用另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是可能的、可行的。不僅在工人和失業者中間，甚至在各地的中等階層（特別是學生和知識分子）中間，蘇聯的成功所引出的不是懼怕而是希望。

最主要的是，共產黨人站出來擔當了比資本主義更具威脅性的“替代物”——即法西斯主義的最大對手。法西斯主義不是致力於為資本主義找尋出路而是使資本主義儲存下去。它大肆鼓吹所謂“赤色危險”，實際上則摧毀一切民主並在國際上準備建立德意日“反共公約”——以後變成侵略性的“軸心”。此外，有一點很清楚，即：法西斯分子所以能夠掌權是因為從中間派到左派的團結不夠，而聽信關於所謂“赤色妖怪”的宣傳太多。善良的人們看到法西斯主義的種種駭人聽聞的暴行，越來越覺得不應該懼怕同共產黨人交往。相反，他們樂於把這樣積極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戰士作為自己的盟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麥克卡主義有所謂現行的和追溯的“交往罪”，它試圖使人忘記這段歷史，並再一次用“反共”來代替“反法西斯”。

（四）動員抗日——1932年的淞滬抗戰

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擴大，團結抗日已成為宋慶齡和全中國人民主要關心的事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強佔了中國東北三省（“滿洲”），宋慶齡是在事變前一個月剛從歐洲經由東北迴來的。1932年1月，日本人又在她居住的上海市發動了海陸空立體進攻。對宋慶齡正如對全中國一樣，這裡產生了一項新的任務，那就是準備抵禦外侮，反對蔣介石一再屈辱的政策。蔣在下令將軍隊撤出東北後，又屈服於日本的要求，在上海地區不駐中國軍隊。上海這個大都市沒有“和平地”喪失而是發生了英勇的淞滬抗戰，出於兩個原因：

第一，日本人所渴求的比他們敢於公開提出的要多得多，所以他們要製造藉口以便派兵實行襲擊。他們要求中國駐軍撤出的期限非常迫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這就使他們有了採取軍事行動的藉口。

第二，中國當時在上海的駐軍十九路軍大多是廣東人，裝備很差，因為它不是蔣的嫡系部隊（蔣從不讓他的嫡系部隊去擔風險），但愛國情緒高漲，誓言要以武力對抗日本的武力，並且後來證明他們有能力做到。這大滅了敵人的氣焰，並向全世界顯示，中國軍隊為捍衛國土是能夠打得十分漂亮的。

但是，蔣介石在軍火、經費和增援部隊各方面都遲遲不給這次戰鬥以支援，直到戰局失利。於是他再次向敵人屈服。①

①任何一本關於這一時期的嚴肅的歷史著作中都有詳細敘述。埃德加·斯諾的第一部書《遠東前線》（英文）的第11—15章（第172—257頁）有生動的第一手新聞報道。這部書比他的經典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即《西行漫記》）要早許多年，正如年輕的斯諾本人一樣，沒有引起注意。但他的報道才能和尖銳深刻的洞察力在書中已嶄露頭角。

在淞滬抗戰進行期間，宋慶齡以全付精力投入後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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