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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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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SS可能是Secret Service“特工處”的縮寫,也可能借用納粹黨衛隊的縮寫作為比喻。——譯者

②宋慶齡自重慶致緬甸前線理查德·楊少校,1944年5月29日。

在保衛中國同盟的工作中,宋慶齡堅持在重慶——儘管受環境的限制——舉行一些募款活動,因為這對建立全國性的和國際性的統一戰線有好處。王安娜引用她的話說,“我們總是請外國朋友捐款,這不是辦法。這裡有的是富翁,應該請他們為崇高目的捐獻,哪怕是一個人幾塊錢也好。我們在這裡也開展一點工作的話,那我在海外的工作也好做了,可以爭取到外國朋友和華僑更多的捐款。”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4年10月28日。

她和保盟舉辦的救災活動不但在救濟工作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有很大效果。在1943年和1944年的大饑荒中,河南、廣東兩省受災人數以百萬計——除自然災害外,還因為國民黨官員和軍隊的橫徵暴斂以及地主奸商的重利盤剝。這些救災活動都搞得有聲有色並且不取任何費用,同國民黨政府只說空話、不做實事以及重慶那些發國難財的闊人對災情視若無睹適成對比。但由於是孫夫人發出的呼籲,所以甚至這些老財們也不好意思不拿一點出來了。

救災活動所募集的款項一部分由保盟交給“工合”,為河南災民組織生產自救。有許多災民逃往解放區,生產自救在那裡開展得最有效,災民的口糧和勞動生產都安排得很好。

1943年5月中,由宋慶齡主持、“保盟”舉辦的賑災國際業餘足球比賽在重慶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這個主意是許乃波先想出來的,宋慶齡立即接受。許是一位愛好體育的工程師,在香港時是“保盟”的技術顧問,到重慶又參加了它的常設委員會。他是在英國上學的,同半官方的“中英文化協會”有關係。他為籌辦這次義賽舉行了一次宴會,邀請幾個國家駐重慶的大使出席,席上得到了他們的贊助。在中國官員中,重慶市長賀耀祖將軍(也許是因為他那位支援“保盟”的夫人對他做了工作)授權市足球隊參加,還命令市政府的軍樂隊到場演奏助興。訊息公佈、請柬發出、賽票售出之後,國民黨才匆匆忙忙通知說,只有它所屬的機構才可以募集賑災捐款。保盟沒有理它,國民黨要強制取消這樣的國際比賽,時間上也來不及了。

當宋慶齡到場主持開球式時,許乃波要軍樂隊演奏中國國歌。“我們只在國家典禮上才演奏”,樂隊指揮起先不同意。許堅持說,“孫夫人是國母,到會的還有要人和大使(澳大利亞、英國、加拿大、蘇聯和美國)”。軍樂隊到底還是奏了國歌。①

①王安娜書,第390頁。

許乃波還記得,在籌備足球義賽過程中,有一件事情足以再次顯示,宋慶齡總是靈活性和原則性兩者兼顧。這次義賽的一位重要的外國贊助人是英國大使霍勒斯·薛穆爵士。在那次宴會上,在隨便談話時,薛穆為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辯護,他的論據是當時英國人常用的,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對任何事情都不能取得一致。宋慶齡馬上反駁道,有一件事情他們確實是一致的——英國統治必須結束(印度獨立運動領袖包括她的朋友尼赫魯當時都在獄中)。她所以這樣坦率地講話是因為她始終保持一個基本的觀點,即:不能因為戰時的同盟關係而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保持緘默。後來,在上面已經提到過的1944年紀念孫中山對美廣播演說中,她又明確指出,“壓制印度獨立”是該受到批評的。

儘管她同薛穆大使有這樣唇槍舌劍的交鋒,這位大使並未因此而撤回他對足球義賽的支援。大使夫人維奧萊特也沒有因此而不志願參加宋慶齡的救濟工作。這都可以證明宋慶齡所受到的人們的尊敬。

這次足球義賽還有一段有國際意義的插曲,那就是由流亡的朝鮮人組成的一支足球隊參加了義賽,並且高舉著日本吞併朝鮮之前的朝鮮國旗。

據本書作者回憶,有關賽事的安排是很簡樸的。觀眾席是用長木板鋪在架子上製成的,只有少數貴賓坐摺疊椅,但上面也沒有遮陽。就重慶來說,觀眾算是很多的,許多人沒有地方坐,一直站著,其中有人是為了表示對孫夫人和她的事業的熱心支援,而不只是為了看球。外國使節成群地來參加,他們從各自的考慮出發,都認為出席這場義賽在政治上是明智的。其中也確有精明內行的足球迷,包括通常較為沉默的蘇聯大使。他是足球迷這一點過去可能不為人知,現在無疑也為那些收集個人情況者所注意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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