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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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活動絕非‘慈善事業’，它們表現出解放區倡導的那種互助精神，這種精神灌注在我們所舉辦的事業中，但是採取的做法卻適應了當時上海黑暗反動統治的環境。在這些事業中工作的人員，有忠誠的革命者。甚至在孩子裡，也有不少成了‘地下少先隊’成員，他們從小就學著在困難和危險的條件下為人民服務。

“就是這樣，中國福利基金會和它的前身保衛中國同盟採用各種方法為人民的勝利、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培養力量，盡了自己的一份力量”①

①西爾維亞·坎貝爾家信，1948年4月13日、5月14日、7月16日。

關於兒童劇團以及宋慶齡對它的關切，任德耀的回憶提供了很能說明問題的側面材料。任長期擔任這個劇團的團長並經常為它寫劇本和擔任導演。他說：

“1947年3月，宋慶齡覺得為上海的貧苦兒童光提供醫療和營養方面的服務是不夠的。這些孩子愚昧無知並受反動的社會環境的矇蔽，很需要精神食糧。所以她建議創辦一個兒童劇團，就像她在20年代曾在蘇聯看到過並得到深刻印象的兒童劇團那樣。她找黃佐臨幫助（黃是中國著名的戲劇革新家，以演出英國肖伯納和德國布萊希特的劇作為世人矚目），黃把我推薦給宋——我就是這樣來的。

“我們第一個演出的戲是根據蘇聯作家班臺萊耶夫所作同名童話改編的《表》，是關於蘇聯建國初期街頭流浪兒的。在解放前的上海，上演一個蘇聯戲並且是一個由魯迅翻譯作品改編的戲，這件事本身就是對國民黨的一次挑戰。張石流任導演，我任舞臺設計。我們不得不仰仗捐助來應付一切開支，使貧民區孩子們可以免費看戲——這是宋慶齡一直堅持的。

“為了挑選演員，我們起初在熊佛西的上海市戲劇實驗學校和陶行知的育才學校裡找，後來在中福會自己辦的兒童福利站裡找。這不容易。在舊社會，演戲被認為是下等的職業，所以許多父母不同意讓孩子演戲。

“我們還表演解放區的秧歌劇如《兄妹開荒》，還有對壓迫者的諷刺劇。國民黨向宋慶齡直接表示不滿，她就勸我們為了保證安全，停止公開演出。但我們繼續關起門來排練。

“宋慶齡常來看我們的演出，有時還來看彩排。實際上，她對什麼事情都非常仔細地檢查，甚至於會把孩子們的衣領翻下來，看看他們的脖子是不是上上下下都洗乾淨了。

“當1949年5月上海解放時，我們劇團的孩子們帶頭歡迎解放軍，在街上跳起了秧歌舞。在上海，他們是最早演出秧歌並且一直在偷偷排練的。他們揮舞著的旗幟、高舉著的標語都是在地下室和其他難於發現的地方製作的。”①

①宋慶齡著《為人民服務四十年》（1978年6月），載《中國福利會四十年》，輯入《永遠和黨在一起》，第174—183頁。

這是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另一面——用任德耀的話說，“宋慶齡領導的中國福利基金會像是一個就在上海市內的‘小解放區’”。

兒童劇團得到許多中外熱心人士的幫助，其中有中國福利基金會總幹事美國人傑拉爾德·譚寧邦，他本來是演員。

關於中福會在市區的工作，西爾維亞·坎貝爾（鮑威爾夫人）在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不久）的家信中曾飽含激情地說：

“我多麼希望你能看到我們在這裡做的工作。很難描述我們辦的這些家庭識字班、‘小先生’、接受免費醫療的隊伍、難民營。我們的群眾性識字班已經吸收了2，500名兒童，成為全市一所最大的小學。我們在1948年為43，000人提供了免費醫療。

“……我們正在舉辦‘三毛樂園會’。三毛是一個可愛的、中國漫畫作品中的主人公。他經歷了中國窮苦孩子所要經歷的一切苦難。他現已成了一個‘小先生’，而且我們正在用他進行一次籌款活動……”（1948年4月4日宋慶齡親自主持畫家張樂平的“三毛原作義賣展覽會”，取得很好成績，會後她還專函向張表示鼓勵和感謝。）

以後，人們還將看到，所有這些本地的專案在解放後都仍然繼續下去，由公家撥給經費並且大大擴充了。在鐵皮活動房屋中開始的事業後來發展成中國最大的“少年宮”、規模很大的“婦幼保健院”和全國著名的“兒童藝術劇院”、中國第一座“兒童藝術劇場”。在這些鐵皮活動房屋中開始識字的孩子們中間，不少人成長為工程師、大學教育家、政府高階幹部和人民解放軍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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