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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籠子”裡，她不能自由地做她想做的事、見她要見的朋友。為了保持內心的和行動上的獨立，她每天都要費很多心。一個外國人①曾在孔家見到過她，敘述了這樣一幕：

①同上書，第108頁。

“這是一次家庭聚會，我想是在聖誕節。蔣介石到的時候已經很晚了，快到半夜了。大家都站起來。她怎麼辦？蔣是國家的顯赫領袖呀！宋慶齡從椅子上抬起半個身子，然後就又坐下了。這是一種在政治上很有分寸的表示。”

她在別處找到房子之後，有時也仍接受靄齡的邀請，參加一些社交活動，但總是用一種靜悄悄的辦法同他們保持距離。

那位外國人說：

“孔氏夫婦愛打橋牌。她不上他們的牌桌。有一次，她在屋子的一角，單獨同史迪威將軍①玩‘金羅美’（一種牌戲）。史迪威當時新任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她同他的看法比較一致。”

①一位不願公開姓名的美國人1986年同本書作者的談話。

她的新居（兩路口新村三號）位於政府要人居住區之外，是她弟弟宋子文給她安排的。在那裡，她雖仍受到監視，但總算多了一點自由和保守工作秘密及個人隱私的條件。她同姊妹們一起在官方主辦的活動中露面的次數減少了。較重要的有兩次，一是1942年國際婦女節的集會，一是中美文化協會舉辦的遊園會，為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行員授獎。由克萊爾·李·陳納德上校率領的這支航空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脫下民間的外衣，正在改編成美軍第十四航空隊。

她慢慢地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活動空間。1942年7月，她在重慶第一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在一篇為紐約《亞細亞》雜誌而作的重要文章《中國婦女爭取自由的鬥爭》①中，她使人們清楚地看到，她雖然居住在國民黨權力中心的重慶，但決不是一個被供養起來而被封住嘴巴的“難民”。

①約瑟夫·W·史迪威將軍（1883—1946），1904年畢業於美國西點軍校，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中國工作，曾任駐華大使館武官。1942年任中印緬戰區美軍中將司令兼中國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參謀長。他主張積極對日作戰，對於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鬥素質甚為讚佩，後曾

這篇文章涉及的範圍不限於題目所示。她像過去斥責國內反動勢力和日本帝國主義一樣地直言不諱，重申她對中國人民和人民革命的信念。

她以自豪的氣概寫道，在當前這場戰爭中，中國婦女已經證明她們無愧於歷史上的民族女英雄。自遙遠的古代以來，儘管婦女的傳統地位是“家庭中男子的奴僕”，“但也有些卓絕的婦女，她們的修養、見識、行政才幹、甚至作戰的勇敢，都在……歷史上留下了記錄。”到了近代，“中國與西方的接觸和民族革命運動的興起使中國婦女有了新的、更廣闊的遠景。許多婦女……依靠工資獨立生活。”首先進入社會和公共事務領域的婦女來自中上階層，她們擔任醫生、公共衛生工作者和教師：“在政治領域內，許多婦女成為革命政黨中殺身成仁的志士”，或指導革命運動並擔任最艱難危險的工作。作為例子，她舉了1907年壯烈犧牲的秋瑾以及她的老戰友何香凝，“現在仍舊是我們最進步的人物之一”。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是政權實際仍舊掌握在舊人手中”。“當兩位國民黨女領袖……在民國首次成立的國會中提出男女平等的議案時，反動派所操縱的多數輕而易舉地把這提案否決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興建了許多工廠，勞工運動也興起了。“爭取中國民主這個自覺的政治鬥爭，不僅包括了中產階級並且擴大到工人和農民階級裡面去了。中國不僅看到了個別婦女的卓越表現，而且開始看到婦女們在……群眾鬥爭中英勇活動。”

她帶著深厚的感情，回憶1924—1927年大革命中女工、農村婦女和女學生和軍隊並肩作戰的情況。“在這鬥爭過程中，許多從農村和工廠裡來的婦女，脫離了半奴隸的地位……成長為十足的人和領導者了。封建反動頭子所以痛恨那時候的‘短髮女子’並且大批屠殺她們，使城市的溝渠被她們的血染紅，不是沒有原因的。”

革命的指揮機構中也有婦女的代表參加。她舉出了何香凝、鄧穎超和蔡暢。（她從不提自己，這次也不例外。）她特別說明，鄧和蔡“是共產黨的主要幹部（共產黨對當時的運動是有莫大貢獻的）。”如同上面提到國民黨的恐怖一樣，這些話對重慶那些當權者是刺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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