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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兩次題詞，表達了對朱德的深切懷念：①“永遠懷念朱德委員長”。

①題詞手跡載《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320。

“朱委員長是傑出的戰略家，是毛主席的好助手。”

最後。到了9月，她參加了為毛澤東主席守靈。在給一個朋友的信①中，她寫道：“我9日抵此，參加對我們偉大領袖的最後告別。幾天來，無數的人群排著隊最後一次瞻仰他的遺容。”她對毛澤東的敬仰和愛護是始終如一的，這一點在這裡已經表露出來了。

①宋慶齡自北京致理查德·楊，1976年9月15日。

1978年，在毛澤東誕辰85週年紀念時，她寫了《追念毛主席》一文①：

①同注60，圖319。

“偉大的馬列主義導師毛澤東同志自從推翻了奴役性的教條主義以後就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主席。國共談判時期，我在重慶初次和他會見，就感到他不但是一黨的領袖，並且是全國人民的導師。他思想敏銳，識見遠大，令人欽佩。

“那年我訪問印度尼西亞回國後，毛主席邀我聚餐。我們談話，這次談得更為親切，那時他就談起了睦鄰反霸的意見。

“我在上海時，毛主席亦曾訪談。和毛主席的幾次見面和談話，給我留下很深刻印象。回憶起來，他是一位目光遠大、舉世無雙的領袖和導師。他是偉大事業的引路人，而朱總司令和周總理是偉大事業的得力助手。”

在早一年，即1975年，她還哀悼了另一位資深的領導人董必武的去世。她在1975年4月6日給奧爾迦·李夫人的信中說：“我的朋友和同事董必武故世的噩耗使我萬分悲痛。”

（八）“文化大革命”使她的事業受到了損害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使宋慶齡特別感到氣憤不安的是她多少年苦心經營所建立的中國福利會的各項事業受到了損害。在上海，她的這些事業被攻擊為“修正主義的樣板”，“理由”之一是她模仿了蘇聯20年代的兒童文化中心和兒童劇院。另一個“理由”是，她強調引進最新的知識和技術，特別是在中福會的醫務工作方面，而這卻被說成是搞特殊化。

在一篇紀念中福會成立四十週年的文章中，她對中福會的工作在總的方面予以肯定之後，談到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寄予希望而後來則極度失望：

“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百般破壞，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成就，誣衊我們舉辦的某些事業是‘修正主義的樣板’，迫害我們的工作人員。他們既否認人們必需的首創精神和調查研究的方法，也否定鑽研技術和專業分工的必要。他們的干擾，造成了我們各項工作的不同程度的損失。”①

①《為人民服務四十年》（1978年6月），《永遠和黨在一起》，第174—183頁。英文稿刊載於《中國建設》英文版1978年第6期。

在“四人幫”垮臺以後，她在給友人的信①中說：“‘四人幫’用盡一切手段想要摧毀我們（中福會）的事業，但我們想方設法維持了下來——除了為兒童和家長們所喜愛的《兒童時代》，但它現在也復刊了……”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4月17日。

關於宋慶齡如何請當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她的老同事金仲華幫助挽救中福會的各項事業以及金所作出的努力和他本人後來自己遭受迫害以至慘死的情況，在本章前面已經敘述。

當時任中福會秘書長的李雲在年輕時曾經是宋慶齡同中共上海地下組織之間的聯絡人。當時有許多幹部被趕下臺並被送往農村，李雲是其中之一。她激動地回憶起在那段日子裡宋慶齡如何在物質上和精神上幫助她的孩子們，給他們送去食品，安慰他們：“別擔心，你們的媽媽會沒有事的！”她最後獲得平反，宋慶齡見到時緊緊地擁抱她。①

①李雲同本書作者的談話，1988年6月10日。

在北京，她所創辦的、在全世界發行的《中國建設》（現名《今日中國》）雜誌在這場政治地震中也受到了嚴重損失。像它的第一任社長金仲華一樣，它的編委之一、劇作家陳麟瑞教授和傑出的年輕編輯、總編室主任方應腸被迫自殺。雜誌的創辦人之一陳翰笙教授和他的妻子、美術編輯及資深攝影家顧淑型被分別關押在兩個地方，甚至在顧患癌症彌留之際還不許陳去探視。從創刊時起先後擔任編輯、副總編輯的李伯梯、另一位副總編輯魯平同另外一些工作人員都被關進了“牛棚”（各單位指定的一個或幾個房間，用來專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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