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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莫斯科發表的宣告》（1927年9月6日），載《為新中國奮鬥》，第14—16頁。

希思關於宋慶齡在莫斯科的另一段回憶是在另一個晚上到莫斯科大劇院去看蘇聯作曲家賴因霍爾德·格利爾創作的芭蕾舞劇《紅罌粟花》。這件事在陳思蘭的回憶錄中也寫到過。看來中國客人們並不很喜歡這個舞劇——雖然它是獻給中國革命的——因為劇中的中國同胞（包括女主角），同男主角蘇聯海員相比之下，都被作者以一種家長式統治的態度寫得頭腦簡單、很不成熟。①

①希恩書，第268頁。陳思蘭書第95—96頁上有關於這次宴會及在“糖宮”的其他活動的敘述。以後“糖宮”曾有幾年租給美國駐蘇大使館。

希恩還記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宋慶齡去電影院看電影，在正片之前臨時放映了她到達莫斯科的新聞片，大家都轉過頭來看她，她的害羞心理使她覺得非常不安，把手裡的一塊手帕都撕爛了，沒等正片開映就離席而去。①

①儘管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感情是真誠的，但已摻雜了一些家長式的味道，如同這部芭蕾舞劇所表現的。在這一點上，蘇聯人一直感覺遲鈍，並且變本加厲。據蘇聯外交官及漢學家費德林的記述，在20多年之後，蘇聯居然仍用這部芭蕾舞劇來招待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革命勝利的果實）派出的第一個代表團。雖然主人的用意是讚頌，客人們仍然感到它那種令人不快的優越感。

宋慶齡在莫斯科結交的一位好朋友是米哈伊爾·加里寧的妻子。加里寧農民出身，土生土長，當時是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夫人是一位心胸開朗的俄國婦女，對慶齡很熱心，有時乘三匹馬拉的雪橇來接慶齡去郊區林木繁密的阿爾漢格爾斯庫耶村。她們坐在雪橇裡，身上蓋著皮毯，一路觀賞冬景，最後到加里寧的官邸別墅小住。在這裡，女主人使慶齡覺得如同在自己家裡一樣，還不斷問慶齡她能再做些什麼使慶齡在莫斯科的生活舒適有趣。宋慶齡從沒忘懷她的熱情。①幾十年後，宋慶齡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重訪莫斯科時，她專門提出想看一看這個地方和加里寧的遺孀。她試了兩次。②第一次是1953年，沒有成功，因為儘管加里寧身居高位，他的夫人卻由於斯大林的病態的懷疑心理而被流放出莫斯科③。到了第二次，在1957年，慶齡才得以見到此時已上了年紀的加里寧夫人和另一位老朋友法尼娜·鮑羅廷夫人。

①希恩書，第269頁。

②美國記者和工會活動家瑪麗·希頓·沃爾斯曾在本世紀20年代初訪問過莫斯科。她寫道，“我變得非常喜歡加里寧的妻子，有生氣、快樂、勇敢、年輕——她屬於那種最好典型的俄國婦女。”（見沃爾斯著《蠢事的註解》（英文），第381頁。）

③據1986年與已故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社長姜椿芳的談話，他1953年曾陪同宋慶齡訪問莫斯科。

在北京寓所的床頭櫃上，宋慶齡一直放著一個裝有她同加里寧夫人1927年合影的鏡框，直到她1981年逝世。（現仍按原樣存放。）

宋慶齡在莫斯科的生活條件是在1927年莫斯科所能提供的最好條件①。但她的整個處境卻相當困難。她到莫斯科來是為了重新評估和重新肯定中國的革命，並加強中國革命同它的唯一朋友——社會主義蘇聯的親密關係。她碰到的卻是一場評價中國革命經驗的激烈爭吵。這場爭吵，不僅就中國革命本身進行辯論，還成了蘇共黨內和共產國際內部權力鬥爭的籌碼。斯大林同托洛斯基相互指責，都說自己在中國問題上的意見是對的，因此中國革命慘敗的責任不在自己。鮑羅廷是宋慶齡所喜歡和敬重的。他同斯大林關係密切，但在中國出岔子的時候，他作為斯大林的人正在現場，所以成了使斯大林發窘的話把。在共產國際內部，他被作為在中國受挫的替罪羊——他對中國的敗局有一定責任，但決不能負全部責任。鮑羅廷原來的“保護傘”——印度人羅易也曾被派往武漢，但此刻卻同別人一起責備他，要他為陳獨秀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的右傾機會主義負責。鮑羅廷沒完沒了地做檢討，這位中國革命的前任高階顧問現在不能過問任何中國事務，也不能同在莫斯科的中國人相聚。他很少見到宋慶齡和她的同伴，在見面時幾乎什麼話也不說，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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