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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政府從1917年年中成立，只維持到1918年初。它的弱點是依賴於當時控制著廣州的桂系軍閥，而後者所以需要孫中山和國會留在廣州並不是為了國家前途，而是為了使自己的名聲好聽一點，以利於割據兩廣，並獨佔煙賭兩項豐厚利藪。所以當時民間流傳著這樣的諷刺話：軍政府沒有軍隊，軍隊眼裡沒有軍政府。

不久，桂系軍閥設法賄賂一部分國會議員，把孫中山那點徒有虛名的權力也剝奪了。1918年5月4日，孫中山辭職回滬。他憤怒地指責所有南北軍閥都是“一丘之貉”①

①所有這幾封宋慶齡致梅屋夫人和梅屋先生的信都是由梅屋夫人的外孫女小坂珠訪子（小坂哲郎的夫人），經久保田博子夫人協助提供的，盛意可感。

孫中山的偉大品質在於他從不灰心。相反，他總是從每次挫折中汲取教訓。他對軍閥的幻想破滅了，他本著“知難行易”的精神去探索中國問題的更深根源。換句話說，革命需要理論。當然，這不是說他要放棄行動而去沉思默想。他不是這樣的人。對他來說，知識要從過去和現在的行動中去獲取，又用於未來的行動。

他回到上海從事《建國方略》的著述，在這一工作中，宋慶齡是他的永不倦怠的助手。為了表示感激，孫中山親筆書寫了一部送給她作為禮物。後來，宋慶齡在拍照時常常把這部孫中山的手寫稿捧在手中，作為她決心繼續為他的事業而奮鬥的象徵。

在社交和家庭方面，宋家的美國老友之一朱利安·卡爾老先生（生產名牌“達勒姆公牛”菸草的百萬富翁）來滬，同宋家重敘舊誼。查理·宋（宋耀如）一直視卡爾如父，而且他當時在上海的生意也得到卡爾的投資，所以為卡爾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活動。據說孫中山曾因卡爾資助革命，與慶齡在一個公開場合對他表示敬意。在為卡爾舉行的集會上，孫中山和宋家成員一同出席，這個跡象，顯示慶齡的丈夫同她孃家的不和已告冰釋。

1917年11月發生了一個在世界歷史上起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即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了勝利。它對中國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性，孫中山很快就覺察到了。他思索的中心從中國革命黨人為什麼屢遭失敗延展到了俄國革命黨人又何以能夠成功。1918年夏，他給莫斯科的列寧發去一封熱情的英文電報（無疑是經慶齡作了文字加工的）。電報說，“中國革命黨對於貴國革命黨員之艱苦卓絕的奮鬥，表示極大的敬意；而且更希望中俄兩國革命黨團結一致，共同奮鬥。”①

①本段大部分取材於金衝及著《試論孫中山晚年的道路》一文中關於護法運動的一節。該文原載《歷史研究》1987年第1期，第57—76頁，譯載《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1987年第3期。

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過去同外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接觸主要是同第二國際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有些來往，而第二國際是反對布林什維克革命的，但孫中山卻立即熱烈地響應布林什維克革命。他採取這一立場不是出於理論上的分析，而是因為他是一個革命者、不是一個改良者。他從經驗中早就認識到，中國必須先有革命，才能進行改革——和平進化是改變不了中國的。

1918年5月5日，慶齡的父親宋耀如因肝癌在上海逝世，慶齡極度悲慟。

（二）他們一生中唯一的一所自有住宅

1918年8月，孫中山和慶齡遷住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號，後來這裡就一直成為他們的寓所。直到兩人先後去世。這座房子由孫的加拿大籍華裔副官黃惠龍募集資金購得，作為孫在加拿大的追隨者的禮物送給他，是孫中山、宋慶齡夫婦一生中唯一一座為他們自己所有的住宅。它現在是孫中山上海故居紀念館（新地名是香山路7號），原來的傢俱和書籍都照原樣儲存著。

屋裡的佈置簡單而高雅，表現出主人的性格和愛好。這裡主要是工作的場所，書房和藏書室佔去了大部分空間。屋旁有一塊不大不小的草地，他們在這裡招待賓客、活動身體——她會把他從書桌旁拉出來散步、玩球或打門球。孫中山有一個非華人衛士並副官馬坤（莫里斯·科恩），他是在倫敦東部貧民區和加拿大草原上成長的。據他回憶說，屋子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張林肯的畫像掛在書房牆上，算是唯一的裝飾。他到上海時已有約10年沒有見到孫中山了。據記載，馬坤曾說，“許多中國男人在中年很少有什麼變化。他看起來像46歲，也像66歲，怎麼看都行。他的鬍鬚可能白了一點……但他的眼睛裡依然閃著友善的光，而且他的身材還是老樣子，既沒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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