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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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所寫的報道中也有一篇是關於“孫中山夫人為訓練女宣傳工作者而創辦的政治學校”的。①

①據《今天的中國婦女——中國孫中山夫人訪問記》，載《現代評論》（英文），加爾各答，1927年7月。文末註明出處“柏林，中國新聞局，轉自史沫特萊的德文”。由於史沫特萊當時尚未來中國，這句話的意思可能是說她把這篇文章從德文翻譯過來。也可能是這樣：訪問孫夫人的原來是一個美國人（這一點從她一再把中國婦女同美國婦女相比較顯示出來），史沫特萊當時在柏林把這篇訪問記譯成德文，然後在印度又有人把它從德文譯回英文（史沫特萊同印度保持著聯絡並有密切的政治和私人關係）。這篇訪問記的一些具體內容在宋慶齡的《論中國女權運動》一文中都有。此文載於1927年3月8日（國際婦女節）的廣州《民國日報》（在武漢也一定同時發表），並收入1966年出版的《宋慶齡選集》（第16—17頁）。據斯蒂芬·麥金農所著的史沫特萊的傳記，在這段時期，史沫特萊在德國已聽到了許多中國革命的經驗，所以急於在印度發表家的訪問記。

章克回憶說，宋慶齡在婦女運動中的態度不只是從女性的角度出發，而是從階級的觀點出發的——這是思想的核心。她對訓練班的學員們說，“我們一方面反對男人壓迫女人，另一方面也反對有錢的女人壓迫窮苦的女人。”對於那些被賣給有錢人家太太作婢女或童養媳的窮苦女孩子，她竭力聲援和幫助她們；凡到婦聯來求救的，她總是根據新的法律使她們得到解脫並送她們去上學。有的成為積極的革命工作者。

在另一方面，當她聽說汪精衛的太太陳璧君坐公車到漢口最大的英商惠羅公司為她女兒購買豪華服飾卻把發票交給公家付帳時，非常氣憤。她發怒道，“她算什麼革命黨？這些人還有絲毫人格嗎？”從此以後，儘管陳璧君是武漢政府主席汪精衛的妻子，並且本人也是國民黨中執委，宋慶齡同她沒有任何來往。

也是在武漢，宋慶齡被任命為衛生部長併成為北伐軍紅十字會首任會長。1927年5月，在河南省內發生激戰時，她建立起傷兵醫院並參加工作。據當時在場的一位蘇聯婦女薇拉·維什尼亞科娃—阿基姆娃①說，從前方撤到武漢的傷兵有8，000多人，運送傷兵的列車在側線上都停滿了。

①據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漢口雜憶》（英文），紐約《亞洲》雜誌，1928年，第794頁。

另一位蘇聯目擊者馬克·卡扎寧①記述了宋慶齡主持的義賣會。“在義賣會上出售的有吳佩孚將軍逃走時留下的書畫和其他值錢的東西……全部收入用於對每天從前線撤下來的傷兵的救護……＇買主中有＇大腹便便、儀容整潔、穿著黑色長袍的中國商人，這些人對古董很識貨，也買得起。”這一描寫反映了武漢社會的某些矛盾，新的和舊的並存，並且很快就顯示出發生衝突的趨向。

①薇拉·維什尼亞科娃一阿基姆娃著《在革命浪潮澎湃的中國的兩年，1925—1927》（俄文），第230頁。當時阿基姆娃是中國國民革命軍蘇聯顧問辦公室一名年輕的女工作者，先在廣州，後到武漢。她是一位敏感而有同情心的觀察家，她記下的印象保留了新鮮感和真實性。

阿基姆娃還敘述了另一種集資的辦法。宋慶齡曾組織過一次晚會，到會的有武漢黨政領導和蘇聯顧問（加倫將軍也在內）。表演者中有專業演員，也有業餘演員（包括領導人的子女）。後者中有陳友仁的兩個女兒思蘭和玉蘭，她們是用英語演出的。思蘭後來回憶道，她們異想天開，“把在倫敦學來、後來又在特立尼達‘炒冷飯’的一些聖誕節上的童話劇改頭換面一番……觀眾對我們這兩個小女孩的努力表現出高度的容忍……”

話很輕鬆，但形勢是嚴峻的。陳家姐妹兩人也參加了醫院工作。“我們坐在過道里，製作藥籤和繃帶……儘管裝置和條件非常原始落後，這裡是全省最好的一家醫院。起初，看到人們一個接一個死去，我們很害怕，但過了一個月也就習慣了。”

阿基姆娃則觀察到宋慶齡在工作中的統一戰線思想，她能把不支援北伐的個人和組織也動員起來參與人道主義的工作，如傷兵救護。教會辦的醫院除傷兵救護外，還參加了為傷兵募捐的工作。思蘭也提到，“一組美國醫生和護士剛到漢口負責傷兵醫院的工作。”①她還說，宋慶齡“知道怎樣做最合適……（她）邀請了所有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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