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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昏昏欲睡了。”他對行政管理工作照樣不感興趣。當L·C·鄧恩正在考慮來不來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他對摩爾根說他擔心學校裡的氣氛不大正常。摩爾根用幾句話表明了他的態度。他說，真的，在一所較大的高等學府教書必須具備某些生物學特徵，“首先你得逆向進化，生出一副外甲來，同時你還得學會離走廊遠遠的，因為走廊一般都通向會議室。”然後他問鄧恩的辦公室裡是否只有一把椅子，當聽說有兩把時，他苦笑著搖了搖頭，說：“錯啦，本來只應有一把椅子，你應該在椅子上牢牢坐住”

摩爾根自己就是個在椅子上坐得住的人。整整十五年，他一直堅持在蠅室裡幹活，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也是如此，雖然蠅室的工作人員常有變動，他們三人始終是這個研究小組的核心。

自然，摩爾根儘量設法使整個小組在一起工作。不過斯特蒂文特經常強調說，“摩爾根沒有指導我們的工作。這是我們果蠅實驗室的特點，他幹他的活，無意於建立一個在他指導下的工作小組。”但這個小組的成就以及它的共同努力的協作精神（這對摩爾根至關重要）是其他研究小組所沒有的。1915年以後，摩爾根從卡內基學會得到一大筆資助來繼續果蠅研究，這筆經費一直延續到他去世為止。摩爾根把這筆款項的一部分用來支付布里奇斯、斯特蒂文特以及後來的傑克·舒爾茨的薪金，讓他們成為專職助理研究員。他們不僅每年夏天伴隨著摩爾根一家到伍茲霍爾，而且當摩爾根享受哥倫比亞大學一年休假轉到斯坦福大學從事研究時，他也帶去了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再加上一大幫研究生——其中也包括伊迪絲·華萊士小姐，她精心繪製了各種變異果蠅的圖譜。到摩爾根離開哥倫比亞大學的時候，這兩個助手的去從問題也就不言而喻了。

《孟德爾遺傳之機制》一書的第四位作者H·J·馬勒1920年離開哥倫比亞大學到了得克薩斯大學。他在得克薩斯經常公開批評摩爾根，說他從未給他的學生們（實際上是他的合作者們）個人的發現以應有的承認，而是把這些發現描述成好像是整個小組的集體成果。照馬勒的說法，果蠅實驗室研究出的那些重要的結論，並非任何時候都是摩爾根先說服了自己的學生，然後又說服了世界；恰相反，有時候是學生說服了這位持懷疑態度、有時甚至表現得冥頑不靈的摩爾根，那時他比他的任何學生更能說服全世界。

摩爾根聽了很傷心，但他裝出心平氣和、泰然處之的樣子——這是他特有的做法。1934年他給一位同事的信中寫道，“馬勒一貫與我們作對，不過他總是想方設法含而不露；因為我們認定他的態度是錯誤的，不可辯解的。我們也沒計較，始終對他十分友好。”作為摩爾根和馬勒雙方的好朋友，莫爾夫婦認為，馬勒的態度固然有錯，但是可以理解。

對於布里奇斯和斯特蒂文特，摩爾根儼然是位父親。尤其是這個可愛的、孩子氣的布里奇斯，好像也確實需要位父親管教，他有時使摩爾根這樣有非凡耐心的人也難於忍受。這位年輕人鼓吹自由同居，而且說到做到。摩爾根決不容許在蠅室內討論政治、宗教和個人私生活，在同布里奇斯的關係上他也嚴守這一條。他自己在性問題上簡直是個清教徒，但他總是出面袒護布里奇斯及其“戲劇性行為”（照當時的標準應算是醜聞），說這並不影響他在實驗室的地位。

摩爾根巧妙地把他這一班人團結在一起，進行難以數計的實驗，接待越來越多的世界各地的遺傳學家，制定把物理學、化學、遺傳學、植物學、動物學結合起來的計劃。與此同時，他筆耕不已，連續發表了幾十篇論文和著作。他不斷著書立說，一旦實驗取得成果，他就搶時間發表。1916年，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由路易斯·克拉克·瓦尼克桑基金會組織的講座的基礎上發表了《進化論批判》一書；1919年他和洛布共同為利平科特出版社編輯了“實驗生物學叢書”，在叢書中收入了他自己的《遺傳的物質基礎》。這兩本書都是他原先的作品的修訂本。後來還出版了幾本書，包括1925年的《進化與遺傳學》，1926年的《基因論》。1927年出版的《實驗胚胎學》一書長達750頁，是他嘔心瀝血之結晶，對初期胚胎髮育做了極為翔實的評述，其文筆之精彩，對問題研究之深透，與摩爾根的其它作品相比很具特色。單是參考書目就佔了100頁之多。奇怪的是，儘管這本書寫得如此出色，當時卻很少受到注意，今天也鮮為人知。此書之受冷落一定會使摩爾根感到困惑，因為別人過去常批評他的另外一些著作，說它們結構層次不清楚。

不過，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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