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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糧食需求是否經濟也是需要考慮的。

陳志武：當然要考慮到具體的成本與收益。我們可以這樣去理解，至少在正常年代裡，中國可以靠進口糧食滿足國內生產的不足，這樣，可以放開農民的手腳，不必強制農民為所謂的“糧食安全”單方面地買單；如果發生戰爭，自然可以很快地靠人工製造的溫室樓房來補充生產糧食，那樣做雖然成本高，但在戰爭非常時期，就不管那些了。在這裡，我要強調的是，隨著現代生產技術的發展，每一個人為了生存所需要的耕地面積已大大減少，人的生存與土地面積的直接關係已越來越弱。實際上我也看過很多研究，有些學者估算，在人類靠打獵謀生的原始社會時期，為了養活一個人，平均每人可能需要超過10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吃動物，那些動物又要吃別的動物和植物，這樣，沿食物鏈追下去，為養活一個人就需要大量的土地。後來，隨著農業的發展，在同一地方能重複種植，一個人活下去所需要的土地一下子縮小到了一兩平方公里。在人類開始養家禽後；人均生存所需的面積更是降到半平方公里不到。隨著農業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人均生存所需要的耕地面積縮小到一兩畝地。今天的溫室技術、建樓技術使人均活下去所需要的土地更加出奇得低，所以，每一畝地的農用邊際價值越來越低，低到快可以忽略的程度。在這種生產與技術能力下，沒必要死盯著土地的農用價值不放。如果土地做非農用的價值更高，為什麼還要硬把農民的土地只往農用上推呢？

問：我們最後討論一個操作性的問題，就是怎麼私有化的問題。或者說，私有化的起點在什麼地方？這也是目前大家最擔心的問題，說土地私有化，怎麼私有化，以什麼樣的標準私有化，起點在什麼地方？可現在農村土地狀況十分複雜，分得不好，可能產生更多的社會衝突。

陳志武：以我對農村的瞭解看，應該以現有土地使用權的分配格局為起點，將這些土地使用權換成永久所有權，或者以村或村民小組按人頭平均分配。有一點我想強調，現在農村還有一些70歲以上的老年人，他們曾經看過或者參與過以前私有土地制度的運作，趁他們還健在的時候進行土地私有改革，會讓整個過程更平穩些，因為他們關於私有土地制度運作的具體知識和經驗很有價值。

問：如果要進行新土地改革，當然需要國家權力發揮作用。但國家權力如何發揮作用，或者說權力限度和村民的自主性問題也是值得注意的。最近兩年，我幾次到江西去考察林地改革，感到它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定，至於這塊林地到底怎麼分？政府並不拿出太多的意見，但是必須是你們這個地方的人協商開會，政府是個裁判，只管一點，就是你們同意了沒有，簽名了沒有？如果都簽名同意了，政府就發產權證給你。感到透過這些措施，江西的林地改革進行得較順利。

中國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源（1）

本篇來源：2006年1月24日《商務週刊》，記者鍾加勇。

中國的轉軌改革經歷了“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推進後，進入一個新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經過調整後的GDP高達19　317億美元，中國即將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基尼係數達到0�45，超過國際公認的0�4警戒線。為什麼會出現這樣一正一反的局面？中國貧富差距惡化的根源是什麼？以產權為核心的市場化改革是否應該停止？

問：您怎麼看待中國貧富差距和發展機會不平衡問題？很多人認為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是由市場化改革引起的。

陳志武：這些年的改革開放同時伴隨著收入差距的惡化，到今天不同地區間以及同一地區內不同社會群體間的貧富差距確實很大。面對這一現實，大家都在找原因，找解決辦法，所以很多人說問題就出在改革開放，特別是市場化改革本身上，於是他們認為改變這一局面的辦法就是停止或放慢市場化改革。這個問題當然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所以我想找資料、做研究，看到底什麼才是收入差距惡化的主因。有一點是我們立即能看到的，那就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多年來一直是市場經濟，東歐國家現在也基本是市場經濟，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國家卻沒有中國這麼嚴重的收入差距問題，美國的收入差距也沒這麼高，日本、英國、德國都沒這麼高。所以，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是造成收入差距失控的根本原因，否則世界多數國家都會因為私有制和市場經濟而動盪不安了。原因肯定在於其他制度架構上。中國在沒有可靠的權力制約機制的情況下又偏偏什麼都控制在行政權力手中，還透過國有銀行等讓資源由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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