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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二樣樂於施捨。那時候畫毛主席像錢給少了就意味著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現在的年輕人當然不會明白。我畫了許許多多幅大型毛主席像，沒一幅低於過100元的，最高的達500元一幅。當時人均生活費12元一月就夠了，一個學徒的月薪18元，省委書記張平化也只200元一月。我是三個省委書記的收入。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局外人。那些年凡是我所認識的好人都捱過鬥，捱過整，捱過牛皮帶抽打。我在那些年除了被紅衛兵小將抄過幾回家外，一切都很自在。畫主席像是我的專長。那個年代街道上常常組織“二十一種人”辦學習班，一邊把“黑五類”

揪到臺上批鬥，我既屬於二十一種人又屬於黑五類（我是地主出身兼反革命），按說我應該在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那種時刻要自我反省自我交代和檢舉揭發的學習班可以把人折騰得人不人鬼不鬼死去活來的，我卻輕易地躲過了。每次居委會主任來通知我學習，我總是藉著畫毛主席像的由頭一走了之，誰也不敢阻擋我去做最神聖的事——畫毛主席像。

我要感謝我學的這門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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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如果信了我舅舅的話去讀北京師大（那年我同時考上了北京師大和浙美兩所大學），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會被歷史的車輪碰得傷筋折骨或者餓死了。舅舅對我學美術大為光火，有幾回把我畫畫的書和工具扔到陰溝裡去了。舅舅是匹性情暴烈的馬，他死得早是因為他想死。舅舅得的是肺病，這在當時已能治好了，但他不願配合醫生吃藥，他把藥都從窗戶裡扔了出去，他說這樣了結一生很好。三十年前，他曾很理直氣壯地衝他愛慕的一位門第很高的千金說：“我不會自殺，你放一百個心，最多我只是病死。”

他死的時候剛滿50歲，那年我上大學二年級。

舅舅沒有結婚，他把我當親兒子看，對我要求極嚴。他對我要去浙美讀書又氣憤又傷心，強迫我把美術學院的錄取書交出來。

他拿出一副殺人相威逼我把錄取書燒掉。他說上北京師大數學系，憑我出生的時候臉上有紫霞之氣（鼻子是黑的）的兆頭，也許能做個教育部長。“學畫畫有什麼出息？”

我說齊白石很受周總理尊敬。舅舅橫我一眼，“那只有一個。”我說徐悲鴻也受周總理尊敬。

“閉嘴！”他咆哮道，“什麼東西不好學？嗯？我問你？”他從我左邊走到我右邊，又從我右邊走到我左邊，“學美術造化再大也就是畫畫，”他小看已極，“那有什麼光宗耀祖的？！”我對舅舅一味地要我光宗耀祖心裡很不舒服，“你又不是我父親，你沒權管我。”我頓感眼裡金星一冒，半邊臉火辣辣地，他一個巴掌拍在我臉上。

“你這黃眼畜生！”他眼睛充血地說，“你要是我崽，我就一菜刀剁死你！”母親怕我和舅舅打起來，求和道：“算了，隨他去。”舅舅指著我母親，“你懂個屁！”母親抽泣起來，拿枕巾捂著臉說：“由他去由他去……”舅舅就一副強盜相瞪著我，形同一隻狂怒的貓，“沒有志氣的東西，你們何家就斷送在你身上！看你怎麼有臉上黃泉路上去見你的祖宗？！”

我死後確實無臉去見爺爺父親他們，我曾祖父在清朝年間做過湖南的學政（這在省志上是留有大名的），我爺爺在地方上也算個大鄉紳，我父親做過國民黨的縣長，我家上輩人都或多或少有點頭臉，所以我很希望陰間地府還有另一扇門，讓我不至於同爺爺，父親，舅舅碰面。

話說回來，倘若舅舅在九泉下獲悉中國大陸上發生了場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我想他對我學美術就不會懷恨了，因為就算我遵循了舅舅的旨意上北京師大數學系讀書，即便我在1961年沒有打成反革命分子去勞改，單憑我這地主出身和特務兩頂大帽子，（文化革命中，我所知道的不少在海外有關係的人，尤其是解放前夕跑出去的國民黨家屬，幾乎全被戴上了隱藏的階級敵人和特務的帽子。）我的日子就會如熱鍋上的螞蟻般難熬，若再添上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再一次要說我要感謝美術這門職業。

毛主席的光輝直接照耀著何光宗。

1968年10月我在長沙市商業局革命委員會畫完“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油畫像，又被請到省商業局畫毛主席胸像，在那裡我遇見了尚青青。尚青青當時已給文化大革命的浪潮衝得烏呼哀哉，罪名是叛徒的老婆，她丈夫歷史上有汙點，被造反派打成叛徒且關黑屋子裡反剩我在那兒畫毛主席像時，尚的工作就是打掃食堂內外的衛生，抹桌子，掃地和運垃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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