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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恢復了中國的君主制，建立中華帝國，並改元洪憲，行君主立憲政體。注意，袁世凱恢復的不是清末的皇權統治，而是他從開始就支援實施的君主立憲政體。

袁世凱，世之梟雄，聰明一世，無奈糊塗一時，一時糊塗，竟然惹得千古罵名。那份《順天時報》是他兒子袁克定自己出錢印刷的，一期只出一份，專供老子閱讀的。民眾請願團、籌安會都是袁克定策劃的，當袁世凱知道真相時，悔之晚矣。

其實在1911年的中國，走向共和並非歷史必然，正如武昌起義的勝利有很多運氣成分一樣。當時，如果選擇了君主立憲，好處是顯而易見的，首先國家政體的變動相對平和，可以依仗皇帝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懾力影響力來維持國內政局的穩定，保留一個大家公認的皇帝，哪怕他只有幾歲，都可以在各門各派的爭鬥中架設緩衝區，同時一樣可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政體，比如英國，比如日本，都因為君主立憲而成為發達國家。

可是我們最終選擇了“走向共和”，筆者認為“共和”絕對是先進的社會制度，而且即使在20世紀初的中國，他一樣有成功的可能，只不過我們沒把一出好戲唱好。

在武昌起義之後，作為共和的交換條件，選擇一個不知共和為何物的袁世凱做總統，實屬無奈之選，確實使得這種所謂的共和先天不足，但是，我們應該看到袁世凱還是很努力的照葫蘆畫瓢，我們享受到了空前的言論自由，我們建立了良好的輿論監督平臺，我們的議員們都認真的履職，沒有諸如倪萍這樣只投贊成票的委員，道路雖然曲折，但方向還是正確的。

如果南方各派革命黨能夠稍微的大度一些，給他一點時間進步，允許他犯錯誤和改正錯誤，袁世凱是否還有理由和決心偏離共和的軌道？

如果讓他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用在國家建設上，而不是用在應付吵架上，是否對當時動盪中的國家更有利？

如果革命黨們能夠少一些私慾、魯莽和幼稚，多一些公心、沉穩與團結，共和是否可以更加穩健？

如果我們的法制建設再完善一下，不要光*也要有集中，我們的辦事效率會否可以提高？

如果袁世凱的胸懷可以更開闊些，對於那些批評抱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他是否有機會成為一代偉人？

答案顯而易見，可惜事與願違。

筆者認為共和制下的內閣制選擇是錯誤的，總統像立憲制度下的皇帝一樣被架空，但總統又不具備皇帝在國民心目中的精神領袖地位，反而引起社會動盪與不安。我們看看世界最強大的美國的共和政體，總統*選出，然後可以按自己意願組閣，就是我們中國人早就知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任期4年，最多連任兩屆，這一方面保證了人民按自己意願選擇最高領導人，另一方面又保證了最高領導人可以憑個人意願組成“自己人”的政府，以提高辦事效率。再透過總統任期限制，國會的監督機制等，限制了總統個*力的膨脹。反觀我們民國初期的共和制，從制度設計上就有了缺陷，先讓一個強勢的實力派當上總統，又企圖用內閣制去架空這個實力派，況且架空總統的目的單純的可笑；　如果是孫中山當總統就不限制，袁世凱當總統就限制，原因是袁開始是不贊同共和的，《臨時約法》這種因人而設的法律（在當時起到憲法作用）從出發點上就背離了根本*所應遵循的法律原則，基礎不牢，倒塌就是必然的。

復辟帝制固然有傾心於帝制的人在拉，但如果沒有那麼多醉心共和的人在推，袁世凱也很難邁出這身敗名裂的一步。

袁世凱失敗了，敗的很慘。堅定的立憲派梁啟超反對他，南方的蔡鍔起兵*他，就連自己最可信賴的北洋軍也逼他退位。共和在實施過程中，確實有諸多不足，甚至亂像頻仍，但從國人對袁世凱復闢的態度來看，足以證明，*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敗並不可怕，中國人民還將繼續為爭取*、自由、平等而不懈努力。

袁世凱退位了，在登基83天之後宣佈恢復民國的，不久憂憤成疾，撒手西去。袁世凱逝世後，王士珍、張鎮芳等開啟金匱石屋，找出了袁世凱留下的繼承者的提名，只見上面親筆寫著：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並沒有自己兒子袁克定，看來袁世凱與金太陽是有區別的。

一心想當太子，一心想繼承皇位的袁克定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很早就進入政界的袁克定隨著父親的倒下而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這個人貪戀權位、誤國誤民，連帶害了老父，算是一無是處。但在抗戰時期，身處北京的他寧可在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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