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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當作何感想。

。　想看書來

經國巨賈呂不韋（32）

呂不韋看不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紅頂商人”胡雪巖卻有可能讀到。當胡雪巖貧病交加奄奄待斃之時，默吟《好了歌注》，一定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在商言利，追求利益最大化，對商人來說無可厚非。但追逐利益，也要有個度。如果像《好了歌》中所寫的“終朝只恨聚無多”，結果必然是“及到多時眼閉了”。

“及到多時眼閉了”還算是比較好的結果。很多時候，“終朝只恨聚無多”的結果往往是像呂不韋那樣，因嫌財富少，致使鎖枷槓。“及到多時命沒了”。

呂不韋富而求貴，由商而官，結果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可悲可嘆！

作為商人的呂不韋將政治也當成了一筆生意，他的富有創意的計劃、傳奇般的作為，倒也使他暫時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他卻有所不知，搞政治不是經商。在專制時代，經商失敗，頂多傾家蕩產；而搞政治失敗，則會家破人亡，甚至會株連九族。玩政治如玩火，玩火者必自焚！專制體制下的政治，是好玩的嗎？

不僅專制政治不好玩，專制政治之下的經濟文化各種活動也不好玩。專制統治者掌握著生殺予奪之大權，“以萬物為芻狗”。除了最高統治者，王公大臣以下乃至平民百姓動輒得咎，沒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規範、制約當權者的絕對權力，沒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在這種體制之下，每一個人都可能“轉眼乞丐人皆謗”，都可能“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

明太祖朱元璋大戮功臣，視群臣如草芥，想殺就殺，動輒屠殺上萬人。以至於大臣上朝前，必先與家人訣別；晚上回家，則與家人彈冠相慶，“以為又活一日”。（見趙翼在《廿二史札記》）

就算不玩政治，只是安心經商，也難保不會飛來橫禍。

明初周莊富商沈萬三可謂“良民”。朱元璋定都南京後，沈萬三趕緊出來獻媚表忠心，慷慨出資幫助朱元璋修築城牆，他自己就修了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應該算是“愛國商人”了。然而令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是，沈萬三拿出自己的財富拍朱元璋的馬屁，卻拍到了馬臉上。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裕，眼紅了，心想：你算什麼東西！難道你比皇家還富？嘴上卻說：“匹夫犒天下之軍，亂民也，宜誅之。”

若不是馬皇后替沈萬三講情，沈萬三就死定了。最後，朱皇帝看在皇后講情的份上，下令將沈萬三流放到了雲南。

沈萬三“擁軍”的結果，是被流放到當時還非常偏僻荒涼的雲南地區，最終死在那裡。

在專制時代，商品經濟是註定發達不起來的。其實不僅商品經濟發達不起來，科技、文化各種事業也註定得不到應有的發展。舉國聽命於一人，以一人之是為是，以一人之非為非，社會必然是萬馬齊喑、死水一潭。全國之人必須忠於皇帝，各地之人則必須聽命於最高統治者任命的封疆大吏……一級一級地管束下來，便形成了一個超穩定的鐵筒般的封閉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不容許有異議分子，不容許有言論自由，不容許有法治精神，不容許有社會監督……一地的最高行政長官便代表了國家、代表了法律，甚至代表了“人民”。

在這樣的社會中，人的生命財產根本得不到保障，隨時都會被野蠻剝奪。就如沈萬三那樣，即便做出熱烈擁護新政權的姿態，也難免飛來橫禍。

有人將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其實這只是側重於經濟基礎方面的劃分。細想一下，如果側重於上層建築，人類社會還可以分為矇昧社會、專制社會、民主社會。在專制社會，不僅人的生命財產得不到保障，人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也得不到很好的發揮。因為，在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都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人的創造力愈強，被盤剝得便愈重、被掠奪的便愈多，被壓抑得便愈烈。專制社會扼殺人的創造力，這是專制國家註定不能富強的重要原因！

所以，在專制社會里，商人經商，大多要與官僚勾結。這樣有兩大好處：一是可以憑藉權力致富，一是可以得到官府的庇護。而官與商相勾結的經濟，是暴利經濟，是腐敗經濟，是畸形經濟，是難以使社會得到全面發展的經濟。

呂不韋也好，胡雪巖也罷，他們都是適合於在專制社會生存的商界怪才。他們雖然也一度取得了輝煌的成功，但最終還是應了甄士隱的話：“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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