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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國巨賈呂不韋（1）

前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對商業的重視是空前的，“商海弄潮兒”成了智慧、勇氣、能力、成功和財富的象徵，財經類的書籍成了暢銷書，國內外成功商人的“商經”也被許多人奉為圭臬。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古代的商人如何經商？他們留下了什麼樣的商經？對我們今天的經濟活動有何借鑑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中國過去是個重農輕商的國度，自古以來，經商便被視為“賤業”。古代的四大行業，所謂“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見《漢書·食貨志》），商業是排在最後的。一提起商人，人們便會想到“無商不奸”、“為富不仁”之類，從對商業和商人的歧視這個側面，也說明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極不發達。

然而，人類又確實離不開商業。商業，是人類社會自然發展的產物。早在傳說中的炎黃時代，商業即已出現。《史記·三皇本紀》載：“炎帝神農氏……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易·繫辭下》也說：“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時設立集市，招徠四方民眾，聚集各種貨物進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們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用八個字作了總結：“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記·貨殖列傳》是古代唯一一篇專門為商賈立傳的作品，這在當時和之後近兩千年的時間裡，可謂驚世駭俗之作。雖然司馬公的思想是先進的，但迫於世俗的壓力，他特意將《貨殖列傳》放到了全書的最後，以示商人連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在《日者列傳》、《龜策列傳》之後）。即使這樣，仍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認為司馬遷為商賈立傳是“輕仁義而羞貧窮”、“崇勢利而羞賤貧”。

然而有趣的是，儘管古時的統治者都重農輕商，商賈在社會上的地位很低，商業卻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個行業。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引用了一句當時的俗語：“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依市門。”這句商諺所總結的規律，可以說亙古不變，直到今天也沒過時。

根深蒂固的專制制度導致了中國經濟社會的長期停滯。在艱難的環境中，中國商人頑強地生存著，每朝每代偶爾也會出現幾個富商巨賈。回顧一下他們的經商曆程，總結一下他們的商業經驗，在市場經濟的今天，應當不無裨益。

譬如說起當前比較熱門的風險投資，稍有歷史知識的人便會想起兩千多年前戰國後期的經國巨賈呂不韋。

呂不韋工於心計，敢想敢做，“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他在趙國都城邯鄲經商時，遇到了被派到趙國做人質的秦昭王的孫子異人，一見之下，呂不韋便萌生了“奇貨可居”的念頭。將異人當作商品來投資，以期在幫助異人登上秦國王位後收穫“立主定國”所帶來的“無數”倍的收益。

呂不韋當時並不知道，他的策劃和行為毫無疑問地使他成了後世風險投資業的鼻祖。

以投機商業的手段投機政治，由經商而經國，呂不韋的氣魄之大、信心之強，眼光之遠、心計之深、創意之妙、謀劃之秘、辦法之多、預見之準、收益之豐……都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說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風險投資商，當不為過。

呂不韋由經商而經國，給後人留下了許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鑑、值得揚棄的東西。尤其是他在進行風險投資時的言行，實際上就是他給後人留下的寶貴“商經”。

如他所說的“奇貨可居”一語，已經成為一句成語。了了四字，便道出了進行風險投資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

作為商人的呂不韋將政治也當成了生意，他卻有所不知，搞政治不同於經商。在專制時代，經商失敗，頂多傾家蕩產；而搞政治失敗，則會家破人亡，甚至會株連九族。所以，最終，呂不韋還是賠了，賠了個家破人亡，賠了個乾乾淨淨。他經商成功後的輝煌和經國失敗後的悲慘，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照。

本書著重介紹、分析呂不韋的商業思想和他由經商而經國之歷程，其中也援引了一些古今中外富商巨賈的經商案列，作為對呂不韋商業思想的補充說明和引證。筆者希望透過對呂不韋留給後人的“商經”的分析，以及對呂不韋可悲結局的反思，能使讀者得到一定的啟迪。當然，筆者並非商界之人，限於學識，書中不當之處一定不少，尚祈讀者不吝賜教。

李鐘琴

2004年初春於淄博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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