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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信任，二是呂不韋親自參與了此書的編著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他自己滿意了，才有勇氣作出誰若增損一字獎勵千金的承諾。

到底有沒有人敢於站出來成為呂不韋的“一字師”呢？有沒有人獲得千金獎賞呢？司馬公沒有記載。

我想，很可能不會有人為呂大丞相的《呂氏春秋》“增損一字”。

天下哪有不能刪改一字的文章和書籍？

沒有人站出來為《呂氏春秋》“增損一字”，並非說明《呂氏春秋》“既盡善矣，又盡美矣”，也並非說明秦國及諸侯沒有能人，恐怕是大家懾於呂大丞相的淫威而不敢造次。

而呂不韋恐怕也並非真的想使《呂氏春秋》精益求精、盡善盡美。他這樣做，與其說他虛懷若谷、治學嚴謹，不如說他是在作秀，是在炒作。商人嘛，作秀與炒作是其看家本領。呂不韋將《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的舉動，可以視作一次廣告宣傳活動。這一炒，立即使《呂氏春秋》變得家喻戶曉，連惜墨如金的司馬公也在《史記》中記下了呂不韋的這一創舉。

既然書名叫《呂氏春秋》，呂不韋當然要為自己負責。如果他任由門客們亂寫一氣，自己不加一言，他是不會如此重視、如此滿意、如此自信的。這麼說來，《呂氏春秋》雖非他親自撰寫，但肯定包含了他的一些思想和見解。起碼，書中的思想見解與呂不韋的思想見解是相一致的。

《呂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講得是治國安邦的大道理。但我們也能隱約發現，其中的許多道理，對經商也不無借鑑意義。

清代的乾隆皇帝組織一大批學者編撰《四庫全書》，《呂氏春秋》自然是必收之書。《四庫全書總目》有個比較恰當的評價：“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為醇正。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論者鄙其為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

四

有人可能會認為，司馬遷號稱“良史”，但也有馬虎的時候。理由是《史記》記事，有時前後矛盾。

譬如，司馬遷在《呂不韋列傳》中，說呂不韋組織人著《呂氏春秋》是在被免官流放之前，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又寫下了這麼一段話：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聯絡到文中的意思，“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分明是說，呂不韋被罷官流放到蜀地後，才“發憤”而作《呂覽》。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

有人認為《呂氏春秋》作於秦王政八年。理由是《呂氏春秋·有始覽》之前有篇《序意》，開頭就說：“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維是語助詞，“秦八年”即指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依太歲紀年，“涒灘”即“申”。而秦王政八年是“壬戌年”，不是“申”。對此，清人孫星衍解釋說：“考莊襄王滅周後二年癸丑歲至秦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申為涒灘，呂不韋指謂是年。”

這時，呂不韋還任秦國丞相。兩年後，即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呂不韋才被罷相。又過了一年，嬴政令呂不韋遷往蜀地。從《序意》標明的時間可知，《呂氏春秋》應該完成於秦王政八年。

呂不韋令門客編寫《呂氏春秋》之時，肯定還居於相位。否則，他被罷相流放之後，是沒有機會下令將《呂氏春秋》公佈於咸陽城門的，更不可能有“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的豪爽承諾。

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在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時並沒說“世傳《呂氏春秋》，而是說《呂覽》。

難道《呂氏春秋》又名《呂覽》？

我們知道，《呂氏春秋》分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呂覽》很可能是專指《呂氏春秋》中的“八覽”：“有始覽”、“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離俗覽”、“恃君覽”。

而《序意》序的是“十二紀”，不包括“八覽”和“六論”。於是，有些學者便斷定，《呂氏春秋》中的“十二紀”作於秦王政八年，“八覽”和“六論”則作於呂不韋被罷黜之後。

而《史記·呂不韋列傳》明明說《呂氏春秋》完成時，呂不韋還任秦國丞相。“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萬言，以為備天下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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