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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從一個次要的意義上說，我們的行動又是部分地被決定了的。如果行為的種類劃分得粗略一些，我們完全可以有把握預知它們的發生，銅幣在空中執行時是自身不斷旋轉的，而不是平動；蜜蜂繞著房子飛行時是豎立著身體的，人類在廣泛的社會活動中的言行，都帶有人這一物種的特徵，而且，個體的群體統計性質也能夠確定下來。就旋轉的銅幣而言，它用不著計算機或別的器械去精確測量它的拋射；它的運動遵從二項式分佈和正弦定律，一個信封的背面就能寫完計算的全過程，這些數學公式包含著豐富而有用的資訊。在另一個層次上，昆蟲學家也能總結出蜜蜂到採蜜處的平均飛航模式的各種特徵，他們事先掌握了蜜蜂的搖擺舞的統計性質，蜜蜂正是用這種舞蹈把花的位置告訴同伴，他們還把按照這種資訊而行動的蜜蜂所犯錯誤的時間和分佈記錄下來並作出精確的測定。

在更小的、仍然是未知的程度上，只要我們對人性有足夠的知識，仔細研究了社會歷史及其物質環境，我們也可能對人類社會的行為作出統計學上的預測。

遺傳決定性限制了未來的文化演化的途徑。目前，我們還無法猜測這個演化過程會走多遠，但我們對它過去的程序能夠作出透闢的解釋，並且，如果我們既有技術又有運氣的話，還可預見它近期的發展方向。這個分析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個體心理研究，儘管有社會學中迪爾凱姆和人類學中拉克里夫－布朗的整體主義傳統，文化卻並不是無需外部動力而自己就能演變進行的超級有機體；相反，文化的發展變化，是無數個人行為的累積產物，每個人為了在社會中生存，都盡力作出最有利的行為反應。

當我們嚴格地將社會看作群體時，就能更精確地確定文化與遺傳的關係，人類的社會進化是沿著雙重繼承的軌道向前發展的，文化繼承和生物學繼承，文化的進化是拉馬克式的和非常迅速的；而生物的進化則是達爾文式的，通常是緩慢的。

拉馬克式的進化，是後人繼承前人後天獲得的特徵，是父母將自己一生中習得的東西傳給子女，當法國生物學家拉馬克於1809年提出這一觀點時，他相信生物進化這就是以這種方式發展的。比如他指出，由於長頸鹿伸長脖子吃更高枝頭上的食物，它們的下一代不用作同樣的努力就會生來具有比父輩更長的脖子，由於鸛伸長雙腿以免腹部打溼，它們的下一代無需這樣作就繼承了更長的腿，拉烏克的觀點已不再被認為是生物進化的基礎，但在文化的進化中卻恰恰發生著這樣的情況。

關於進化的偉大而有權威性的理論，即認為所有物種群體都由於自然選擇而得以改變，這種理論是達爾文於1859年首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來的。他認為，群體裡的不同個體，在遺傳構成上、從而在生存和繁殖能力上，都大不相同。那些優勝者自然將更多的遺傳物質傳給下一代，因而，它們所屬的群體從總體來說逐漸變為優勝型，根據自然選擇理論，同是長頸鹿，在長出長脖子的遺傳能力上卻不同；那些脖子最長者能吃到更多食物，故能留下更多的後代，結果，數代以後，長頸鹿這一種動物的平均頸長就增加了，在此之外，如果遺傳變異不時要影響頸長，上述進化過程就會無止境地持續下去。

達爾文的觀點已被公認是包括人在內的一切生命形式的生物進化理論，由於生物進化比拉馬克式的文化進化緩慢，生物的進化總是被文化的進化拋在後面，然而兩者的差異不可能太大，因為文化進化所造成的社會環境，最終會留下生物性自然選擇的痕跡，那些行為有自殺趨向或對他們的家庭有破壞性的人，比起那些行為上沒有這些遺傳傾向的人，較難留下自己的基因，一個社會，如果由於其成員的遺傳傾向遭到削弱而只能產生競爭性弱的文化，這個社會就會被具有適當遺傳傾向的成員所組成的別的社會所取代，我在這裡並不是將現代社會的有關現象歸之於遺傳差異，但有一點必須指出，對於當代各種社會的實踐存在著一種限度，把握這種限度已超出了人類理性的能力，文化進化一旦超出這一限度，就會被生物進化拉回去。

此外，人本身有這樣一種傾向：他要阻止這兩個進化軌道之間出現太大的差距。萊昂內爾·特里林在他的《超越文化》中寫道，在大腦的某處，“有一個堅定的、不會磨損的、頑固的核心。它體現生物性的迫切要求、生物必然性和生物理性，它不是文化所能企及的，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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