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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越來越多的國人有機會出國旅遊，他們自己也成了異域中的一道風景，從同胞們眉開眼笑、昂首挺胸地踏出關口、步入機艙的那一刻起，這道風景便宣告成立。

近日有幸參加了中國公民赴德國旅遊的首航團。德國政府對於中國赴德的ADS首航團給予了相當的重視，柏林市長親自率隊在這座城市紅色的市政大廳歡迎首批來自中國內地、以ADS身份入境的遊客。次日的報道體現了西方記者的新鮮視角：“來自紅色中國的遊客進入柏林紅色市政府大廳”。

柏林市長年輕英俊，男女團員在他熱情致辭之後，蜂擁而上，爭相與之合影留念。市長先生表現得不辭幸勞；有求必應。中國遊客每到一地，新聞攻勢便一輪高過一輪，經常是中國首航客人的車還距離某個城市很遠，領隊的手機已經是一聲高過一聲：媒體早已在現場拉開了架勢，萬事具備，就等“料”下“鍋”。著名的《南德意志報》更是派出記者跟蹤全程，試圖在有限的時間和空間內（每天所有人要進行數小時的大巴旅行），以一個西方記者的親歷，透過幾十名普通遊客認識中國和她的人民。回國後，我才知道，這是一家德國實力派的嚴肅報紙，人們以能在其版上“露臉”為榮，即使是捱罵。

不知是德國媒體“追捧”得過了頭，還是國人對這種“追捧”尚未準備充分，己輪過後，個別同胞的逆反心靈開始被激發出來，首先是對隨團採訪的的記者十分的不耐煩，繼而，兩位女士因為一件小事惡語相罵，其“不衛生”的程度令人不忍卒聽，最後，甚至發展到差點就要動起手來的地步。我們心裡一個勁慶幸，多虧車上的老外不懂漢語，多虧身經百戰的的地接社的中國導遊應對有招，使德國記者認為這基本上歸於“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別”。但鬼知道，同胞們的語音語調和身體語言是否真的逃過了德國大報記者富洞察力的眼睛。

照常理，受到對方如此高的禮遇也算難得，畢竟只有一次首航歐洲。不用說，出國看景的遊客，確實也自然而然成為國家形象的“代言人”，“上綱上線”自然不必，但這樣的氣急敗壞也實在是不必吧？

按說，能參加到德國首航團的遊客，肯定是錢包殷實的一群，中國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儀”，看來，古人實在是樂觀過頭了。

我相信，只要你不是一個弱智者，每一個讀了上述這篇文章的中國人都應該感到無地自容。我們可以想象，兩個滿身名牌珠光寶氣的中國富娘們，為了一點芝麻大的事情，在一個誕生著黑格爾和貝多芬的國土上，盡情地展示著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的風采：在兩張變了形的臉上，從她們口中飛出的髒語唾沫足已淹沒中國衛生部部長的辦公室；四隻張牙舞爪的手臂在柏林的上空亂舞足以使卡拉揚的指揮動作相形見拙！　正是這兩位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國家形象的“代言人”，以一個正在現代化國家富裕公民的代表，卻在異國他鄉再一次顛覆著一個民族古老的格言“倉廩實而知禮儀”。然而如今擺在我們面前的卻是大量的“倉廩實者，而不知禮儀”！

在這裡，我必須要糾正這樣一個流行的說法，即：我們現在的國民素質之所以如此低下以及普遍缺乏公共道德是因為我們貧窮。我是完全不同意這種論調的。因為中國在五、六十年代的時候，我們當時的生活水平比現在要低得很多，但是，大凡如今五十歲以上的人都非常清楚，當時中國人的道德水平比現在卻要高得多。在我幼小的記憶中，雷鋒精神是一種實實在在的道德指南而不是今天冠冕堂皇的紀念口號，記得我小時候經常以幫助別人為榮，只要在馬路上揀到錢馬上就會交給警察叔叔。在我的記憶中，我父母一生都在勤勤懇懇地工作而沒有任何怨言，他們從小就教育我們要遵紀守法、做一個正直的人，即便是在文革中我父母受到衝擊時，他們仍然保持著他們應有的尊嚴並不時地教導我們，不管遇到什麼事情都要對未來充滿希望，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要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人。他們經常用“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來告訴我們要時時保持一顆平常之心；要同情並幫助弱者，要遵守公共道德、自強不息；要安分守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這種家庭教育對我的影響是深刻而持久的，在我父親去世的那年，我從北京趕回上海，看著他老人家彌留在人世間最後一瞬間的時候，我卻欲哭無淚，我像似在送走了一個時代的背影，一個雖然貧窮但卻充滿尊嚴的回憶。我曾經很長一段時間難以回到這個現實的社會，離開了父母我始終難以在耳邊聽到兒時就已經敲響的道德鐘聲，這好像是一種恍如隔世的聲音，今天它卻猶如一頂破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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