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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教育體系和實力落後，就把學生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學去“借雞生蛋”，這也正是“人才外流”的意義之一。一個落後國家要崛起於世界之林，去世界上最發達先進的國家學習技術、經驗、理念必不可少。

還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自全球化程序開始以來，除了早期歐洲之外，所有目前存在的新興大國，從早期的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到上世紀下半葉的日本、韓國、以色列，再到本世紀的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以及復甦的俄羅斯，甚至包括愛爾蘭、新加坡、越南、墨西哥。無一例外，都有龐大的海外族裔人才資源。與此同時，大多數中東國家儘管透過石油成為“富國”，並有龐大的外來人口，但主要是外籍勞工，並沒有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理念，因此並沒有成為新興大國。

印度政府曾公開反駁聯合國的人才發展報告，表示聯合國所稱的“印度每年因人才流失損失20億美元”是不正確的。當年被稱為“計算機總理”的印度前總理拉吉夫？甘地就發表言論說：“即使一個科學家、工程師或醫生在50歲或60歲時回到印度，我們也沒有失去他們。我們將因為他們到國外獲得經理職位或成為富翁而高興。我們不要大驚小怪，不要把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應把它看成是智慧銀行，正在積聚利息，等著我們去提取。我們必須培養和發展不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　想看書來

存在海外人才銀行的儲蓄（2）

人才外流除了會攜帶技術、資金、經驗回流之外，也會帶來了匯款、投資以及對跨國貿易的幫助。匯款是發展中國家在外國直接投資（FDI）之後的第二大外部資金來源　。2005年，世界匯款總額72％大約1670　億美元流入了發展中國家。其中，創造經濟增長奇蹟的印度和中國是收到海外匯款最多的國家。在這些國家的引進外資當中，海外族裔也扮演重要角色。

但是，外流的人才做出貢獻是建立在回流以及環流的基礎之上。這是我一再強調的觀點，真正帶來外包業務和匯款投資也大多是滯留在海外、卻在進行人才環流的群體，而不是已經徹底流失海外的本土出生的人才。相反，那些徹底流失的人才，反而會把在祖籍國的資金和產業轉移到海外，因此損失通常會高出所能帶來的回報，這是必須承認的事實。

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崔大偉曾對“僑居方案”展開研究，他認為這一方案可以改變人才流失，使人才即使僑居國外也能為本國做出貢獻。但他在引用AnnaLee　Saxeninan對於360名在矽谷華人企業家和僱員的調查資料也不得不承認，考慮在中國設立公司的人當中，23％的人經常和內地交流技術，而不考慮在中國設立公司的華人，只有9％的會進行交流技術。

因此，包括“印度經驗”其實是說：政府應該開放地看待人才外流，不為可能的人才流失而因噎廢食，支援出國留學和來去自由，鼓勵人才環流以及在海外也貢獻祖國，以便培養能在全世界競爭的頂尖人才。遏制人才流失的方式不是閉關鎖國，而是透過建立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與環境，來吸引住那些傑出的人才。

人才回流與迴歸

海歸時代

近半個世紀以來，世界格局最大的變化是亞洲的崛起。日本、亞洲四小龍先後崛起為新興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中國和印度又隨後崛起為新興國家。同時，一個並非巧合的現象是：這些國家或地區，幾乎都出現了“海歸時代”的現象，海歸成為高新技術領域、新經濟產業高階人才的主要來源，並在政治領域也發揮重大的作用。

日本自然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從湯川秀樹到下村修，超過一半是“美國製造”，超過三分之二在美國學習或工作過，只有一個人不會說英語。而在政治領域，日本最近4任首相，有3位是在國外留學過的海歸。小泉純一郎曾就讀倫敦大學，安倍晉三曾在美國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留學，現任麻生太郎曾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和英國倫敦大學留學。

在中國臺灣地區，目前兩大領導人馬英九、劉兆玄都在北美留過學。馬英九是哈佛博士出身，跟*是校友，他的競爭對手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則是美國康乃爾大學碩士、英國倫敦大學的博士。劉兆玄“內閣”成員一半以上是博士，大部分都留過學，例如所謂的“行政院副院長”邱正雄畢業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監察院長”王建煊畢業於哈佛大學。新竹科技園區是臺灣高科技產業中心，產值一度佔臺灣地區GD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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