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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我個人從小的文化資源就是傳統文化，詩詞歌賦是我小時候的童子功。中國曆代按五行來劃分，明代屬於土，朝代的代表是土。而土是由金、木、水、火四種元素組成的，這就是我的四部小說，這裡面充滿了東方的哲學觀念。中國哲學最厲害的是春秋戰國時期，五行的觀念就是那時產生的東方智慧，而唐詩宋詞是中國文學的巔峰，所以我用帶這種特殊文化胎記的詞牌來命名四卷小說，既展現中國文化的華贍之美，也展現它的深邃之美。我是在用金、木、水、火來寫中央政權的方方面面。

李：您的創作受到哪些外國作家作品的影響？

熊：雨果對我的影響很大。今年的《長江文藝》第二期上有我的一篇文章《雨果式的憂患》，雨果是由詩人轉變為小說家的，我閱讀過他的《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九三年》、《笑面人》，他的小說情節非常奇特，敘述節奏非常快。我反覆琢磨過他的文化背景，我們的氣質有很多相似之處，又都是詩人出身，我想我完全可能寫出一箇中國的雨果式的作品。《張居正》是傳統的章回體小說，我在每一章裡都寫了兩件事情，一陰一陽的轉換產生了小說的敘述節奏，這種節奏感受到雨果小說的啟示。另外，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讓我明白了什麼是大氣、雄渾的史詩性的作品。我當時一直在想，你是在寫一個國家，是把中國的一段歷史搬到案頭來寫，因此首先得選取一個人物，他必須能夠承載這個時代的全部，無論是文化、政治還是經濟，他一定得有這種承載的能力和容量。張居正有這個容量，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不是萬曆皇帝，而是張居正。有了這樣一個人物以後，我得選擇敘述語言，硬朗的、大氣磅礴的語言。然後是場景的選擇，我寫北京二月二龍抬頭，寫的是整個北方的春天是怎樣來的，我沒有選取院子裡的一棵樹。“其實這時整個北國的地氣還很薄，黃河以北的天空上充滿了無盡的凍雲。”你一定要用這樣一種語言來描述這些場景，不能弄成小品似的東西。在讀《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這樣的作品時，我感覺到大作家和優秀作家之間的區別在什麼地方。所以，那時候我不看小景。登山，我就要爬到山頂上去；觀海，我就要到汪洋大海中間去；要麼就開著吉普車到塔克拉瑪干沙漠狂奔，我一定要看到真正的長河落日是什麼樣子，要尋找那種大氣象、大格局，文化的大胸襟、大風範。

李：您怎樣評價現當代歷史題材小說，尤其是近二十年曆史小說的創作？

熊：總的看來，中國當代歷史小說，主要是長篇歷史小說，是中國長篇小說領域裡的一個比較有成就的分支，出現了幾個非常優秀的歷史小說家，其中影響最大、讀者面最廣的有高陽、唐浩明、二月河、凌力等。在他們之前，姚雪垠是最出色的。這與我們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有關，只有豐富的歷史土壤才能培育出這樣的樹林來。我相信歷史小說不會萎縮，還會有新的發展。

熊召政（7）

李：您認為當代長篇歷史題材小說創作在哪些方面可能有新的突破？

熊：我覺得，首先要有新的歷史小說觀。我把自己的歷史小說定位為文化歷史小說，你也看出來了，點點滴滴寫的都是文化，我的創作談也是這樣談的。有的事件寫得很真，你覺得很假，有的事件是假的，反而你覺得很真。為什麼？這就涉及文化的真實。

其次，還是要有新的創作方法和新的認識歷史的方法。如何解讀典籍是進行歷史小說創作的關鍵一環。比如朱翊鈞決定清查張居正，歷史上是說朱翊鈞貪好錢財，聽說從馮保家中查抄了幾百萬兩銀子，他想張居正作為直接柄政者，貪汙的錢財會更多，於是決定抄張居正的家，但我經過對相關典籍及明代文化心理的解讀，發現問題並不那麼簡單。第一，張居正將相權用到了極限，而皇權極度萎縮，作為皇權的代表人物，他長大以後想單獨柄政，但他媽媽說他三十六歲以前不要提這個事，這對歷代皇權來說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因此對相權產生了憎恨，對皇權的萎縮感到了危機和恐懼。第二，他的媽媽那麼喜歡張居正，他作為隆慶皇帝的兒子，有一種自己的父親受到某種汙辱的感覺，這樣一種血緣上的關係也使他產生了憎恨。這最突出地體現在太后要廢他，他怎麼哀求太后都不同意，最後太后說了一句，要看張先生他願不願意。他就想，我是太子，我是隆慶皇帝的兒子，皇權神授，天生我就是皇帝，今天我媽媽居然說讓這個人決定我能不能當皇帝。從那一天起，他對張居正的仇恨心理就形成了。

李：這涉及您對外國文化資源的利用，也就是說，您是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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