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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期間，昆明同大後方許多城市一樣，物價猛漲，民不聊生，而且漲風越刮越厲害。在這樣情況下，西南聯大教授們也捉襟見肘，日子越過越緊。吳先生原住白果巷，獨門獨院，比較寬敞，這同他的薪金收入不相稱，住不起了，只好退租，一度搬到聯大附近的文林街西倉坡居住。他同丁則良先生合租一所兩層樓的民房。這所房子面積小，光線不足，年久失修，人走動時，扶梯、樓板格格作響，彷彿要散架似的。吳先生住在那裡，安之若素，就在這個危樓上，他寫了一篇又一篇雜文，鞭撻國民黨，刺痛蔣介石，使反動派懷恨在心，暴跳如雷。

昆明氣候涼爽，有四季如春之稱。吳先生常穿那件褪了色的夾大衣，手提竹筐上街買菜。一些熟人看到他為生活瑣事操勞，浪費寶貴時間，感到惋惜。但也有人認為他身為教授，自己買油打醋，有失體統。吳先生對這樣的冷言冷語，充耳不聞。我們知道，抗戰前大學教授待遇優厚，生活在象牙之塔裡，其中有些人養尊處優，與世隔絕：不瞭解民間疾苦。抗戰勝利後物價飛漲，他們的生活水平隨著迅速下降，彷彿從雲端落到塵世。他們同群眾相處久了，呼吸相通，體會到人民的痛苦和悲傷，接觸到時代的脈搏，思想感情逐漸發生變化，有的就勇敢地投身到歷史前進的洪流中去。吳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曾對我說，過去他對政治並不太關心，後來有些事情實在看不慣，說了幾句公道話，冒犯了蔣介石國民黨，壓力就隨之而來。他憤憤地說，他們愈不讓我講話，我就愈要講，我的有些文章就是被他們逼出來的。吳先生是西南聯大有名的進步教授，由於生活條件的變化，加上目擊時艱，他同情人民的苦難，關懷祖國的前途，從爭*、反*出發，逐漸靠近中國共產黨，終於堅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這也是舊中國其他一些正直的知識分子所共同經歷的道路。

丁名楠　回憶吳晗先生在昆明的二三事（2）

1943年，我從歷史系畢業了，對外國史、特別歐洲中古史很感興趣，但苦於沒有深造的機會，於是報考清華大學歷史系作研究生。那時研究生的津貼實在少得可憐，連最簡單的生活也難以維持。系主任雷海宗先生介紹我去黃土坡中法中學兼課教地理，一面進修研究生的課程。這樣生活是好了些，但失去的學習時間也不少。研究生修業期限一般為兩年，我教了一年多的書，專業書讀得不多，畢業論文連題目也沒有定下來，心裡很著急。一天遇見吳晗先生，他說：你搬進城來，回學校住吧。西南文獻研究室剛成立，正需要人。那裡報酬不多，但任務也不重，主要是蒐集關於雲南護國運動的資料，訪問一些躬與其事的老人，筆錄他們的講話，不會佔很多時間，可以安心讀書。我同意到研究室工作。這個研究室設在北門街唐家花園內，唐繼堯的墓就在那裡，主人唐筱蓂是唐繼堯的兒子。他特地為研究室闢了一間寬敞的房子，室內桌椅齊全，窗明几淨，還陳列了幾架古書。室外花木扶疏，群芳爭妍，幾株山茶樹迎風招展，開花時鮮豔奪目，惹人喜愛。環境確是美極了。吳晗先生主持研究室，工作人員除我外，還有一位聯大學生。研究室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全靠吳先生張羅，聞一多先生從刻字收入中，也資助過一些。聞先生還為我們刻了一顆“西南文獻研究室”的精緻圖章。大約半年多的時間裡，我們訪問了幾位參加護國運動的當事人。他們年齡較大，但很熱情。主要由於我們對雲南地方歷史很生疏，又缺乏可資參考的護國運動的資料書，既然自己沒有研究，當然對被訪者提不出具體而明確的要求和帶有關鍵性的問題。他們口述歷史，有的海闊天空，不著邊際，有的又過於繁瑣。對他們提供的口頭材料，我們無法核實，難以辨別真偽，工作進行得不順利，心裡感到不安。但吳晗先生並不介意，仍然鼓勵我們繼續搞下去。我到研究室工作後，發現有人夜間或星期日在研究室開會，起初不知道是什麼人，後來才明白吳先生聯絡的*人士，常借研究室作為敘會的場所。原因是唐家當時在昆明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國民黨特務對其有所顧忌，沒有敢於輕舉妄動，進行搗亂，在那裡開會比較安全。因此西南文獻研究室對昆明的民盟等*黨派的活動起了某種掩護的作用。日本投降後，吳先生離開昆明，西南文獻研究室也就不存在了。

吳晗先生去世時，年才60歲。他身體素來很壯健，工作熱情又高，如果不是遭受*、過早地離開了人間，他一定能為黨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貢獻。江青一夥儘管奪去了他的生命，但吳晗先生作為一個正直的歷史學家的形象一直活在人們心裡，那些殘害他致死的惡魔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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