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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則他們換回的食鹽可以多百分之八十八點六、白糖多百分之五十三、火柴多百分之四十七、化肥多百分之二十二、白布多百分之十一點四、煤油多百分之二。可惜他們不知道，即使知道，也沒有辦法把他們的小麥弄到那裡去。所以，他們只以為政府在這一年裡讓他們多得到一百零八億元的好處，卻不知道，政府其實只是從他們的手裡少拿走了一百零八億元。

一步一回頭（7）

新一代領導人當然深悉此種制度的奧妙，所以他們面臨著歷史上的一個大難題：既需不斷地彌合這個制度的缺陷，又不能徹底地改變制度本身。此後幾年，他們不得不一再地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同時又不能取消城裡人所享受的低價食品，以至令提價的方針成為政府財政上的一大負荷。到了八十年代的後期，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種方針已經無法繼續。就制度而言，由政府決定價格的方針本身就埋藏著失敗之因，倘若不能最終依靠市場的力量，則政府無論怎樣殫精竭慮和讓利於民，也斷無成功的可能。

12月23日的晚上，全中國的老百姓都從收音機裡知道了鄧小平的打算。記者們紛紛跑到街上去收集鼓舞人心的訊息。一位記者寫道：“23日晚上，廣播公報的聲音響徹家家戶戶。”另外一位說：“24日早上，刊載公報的報紙在街頭迅速銷售一空。”新華社的訊息裡特別提到，會議已經號召中國人把自己的精力轉移到經濟建設。對於中國來說，否定階級鬥爭理論是一個重大變故，但是，震動遠比人們預料的要小。中國人已經經歷了太多的變故，他們已經習慣於在不加任何思索的狀態下，張開雙臂接受任何變化。新中國裡出生的人合起來差不多已有六億，這時候全都不滿三十歲，略大一點兒的都知道“變天”的概念並非只有氣象臺的預報員才用得上。只要想想在他們長大成人的這些歲月裡面中國發生的事情，就不會對這種心理感到奇怪。五十年代初期將資本家的工商產業剝奪過來，幾十萬資本家都成為窮光蛋也不過為一夜間的事，現在的青年那時候還穿著開襠褲呢；到了七八歲的時候，是合作化，他們就看到他們的父輩怎樣敲鑼打鼓地把自己的土地充了公；十來歲就看到了“反右派”，幾十萬知識分子的“百花齊放”，一下子全都成了“大毒草”。這些都沒有令他們有一點點驚訝。到了他們上中學的年齡，周圍就更加熱鬧，毛主席的理論層出不窮，一會兒“天下大亂，亂了敵人，鍛鍊了群眾”，一會兒“亡我之心不死”，一會兒“要關心國家大事”，一會兒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一會兒“走資派還在走”，一會兒“安定團結”……古代大詩人蘇東坡將人世間的種種悲歡離合，用月亮的陰晴圓缺來加以描述，半是憂傷半是瀟灑地說“此事古難全”。今天的中國人則用月亮來形容黨的政策，說是“初一、十五不一樣”。可是無論怎樣的“陰晴圓缺”，中國人又有哪一次不是張開雙臂來歡迎的？

組織聲勢浩大的遊行已經不大時興，城裡人對這些事情大概是疲倦了，沒有再跑到街上來高呼別人教給他們的口號；鄉下人整日為了衣食牽腸掛肚，哪裡還有敲鑼打鼓的閒情。不過，大標語還是蓋滿了街頭，政府機關的大門上張燈結綵，商店把巨幅賀詞覆蓋在商品之上。那一個早上，中國大陸出版的二百五十三家報紙，一律將鮮紅的顏色套在自己的頭版上，有的索性還把這象徵節日喜慶的色彩染到二版和三版上去。新華社的訊息說，北京的“人們精神振奮”。到了第二天，記者們可能是覺得這樣的話這些年裡已經說了無數次，今天再一次重複已不夠味道，所以各地報紙又釋出訊息，說有十四個省市的黨的最高領導層已經在23日連夜開會。記者們異口同聲地說：“大家表示，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適應這個轉移，跟上這個轉移。”隨後，大部分省市的領導人沉寂下來，他們中間一些最重要的人物本身就是會議的參加者，親臨現場，自然會將種種內外關節—一看在眼裡。他們需要時間向下級通報一些驚人的訊息，並且一同來考慮如何應對新的局面。但是，輿論並不會出現空白，各個大報的總編輯早已經運籌帷幄，全部的程式乃是仿照十幾年來屢試不爽的辦法。到了第三天，該輪到社會各階層的代表出來發言。於是，最著名的科學家華羅庚就有機會在《光明日報》上表達他的激情。他寫道：“盼！平生的盼望！早就盼著這一天！（1978年12月26日《光明日報》。）其餘名人雅士也都不甘寂寞，或撰文或演說地講述他們的“盼望”。甚至佛教界最有名望的班禪大師也介入進來，他用一種大有禪意的話來影射華國鋒的理論：“我歷來認為，為了永遠不穿草鞋暫時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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