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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望中出關
九一八事變,對絕大多數的中國人來說,是震驚的,也是憤慨的。
但有一個人不感到震驚,也沒有憤慨。
而且,這個人為此感到驚喜,感到了莫大的希望。
這個人就是溥儀。
有資料表明,九一八事變絕不是偶然的,在發生事變的半年以前,溥儀的天津“行在”裡已有人感受到它的先聲。之所以如此敏感,因為裡面住著一位當過清朝皇帝的人,日本方面既然已經內定溥儀出任傀儡,則先期透露訊息試探反應,當然不足為怪。作為日軍武裝佔領中國東北地區這一歷史事件的先聲,鄭重其事地傳遞到溥儀的“行在”,至少有三次:
溥儀:在帝制崩潰後一再消長(11)
第一次即1931年7月23日,溥傑從日本回國度假,把當時在鹿兒島某聯隊任大隊長的吉岡安直透露的日本軍方的訊息傳遞給溥儀,大意是日本對張學良的統治不滿,或許將在中國的滿洲採取行動並迎立溥儀,因此溥儀重新掌權的可能性增加了。這件事在當天的胡嗣瑗日記中有載:“聞溥傑本日歸自日本,船抵塘沽改乘火車,下午一兩點鐘可到,聞到時醇邸來會。傍晚陳寶琛亦來見。”可見溥傑帶回的資訊是特別引起關注的,凡能參與“行在”決策的重要人士都到場了。陳寶琛原打算7月24日“赴北戴河避暑”,他平日常以郊遊賞花、會友集飲、吟詩作畫自娛,天太熱的時候也想去海濱住幾日,聽到溥傑帶回的訊息,竟取消了避暑計劃。據《直廬日記》載,到了第二天,“陳寶琛來,以車路恐有阻滯,北戴河之行作罷”。
第二次在1931年7月29日,日本華族水野勝幫子爵訪問天津的時候,向溥儀贈送了寓意明顯的扇面,上寫:“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謂溥儀“臥薪嚐膽”,必有以報。陳寶琛恰於前一日請假赴京去了,直至8月13日歸津銷假。
第三次則是溥儀派往日本東京的打探資訊的人員回報的,這人便是陳寶琛的外甥劉驤業,他赴日時還帶去若干書畫以為掩護,於1931年8月18日返回天津,胡嗣瑗在當天日記中有詳明記載:
初五日,劉驤業歸自日本,昨夕由北京來,先過寓晤談。帶去畫件,以彼都經濟狀況不佳,迄未售出。又言近事,似東鄰有利用意,或可有所舉動亦未可知,但彼人直雲一切皆為我忙,有倭將某某不日可來接洽等語。餘意此事宜迎宜拒關係甚大,非預先通盤計劃,臨時必不能因應適宜。將來是否代表其政府行為,尤不可不加審度,倘貿然落其掌握,則後患真有如不能言、不忍言者。鄭孝胥父子對此一味高興,卻是可憂耳。餘趨直,驤業旋亦來園,人對時聞亦主慎重考慮雲。
劉驤業在日本期間即與舅父陳寶琛魚雁不斷,歸津以後,爺倆多次同時晉見溥儀,他們和胡嗣瑗的觀點一致,對於來自日本方面的將有重大舉措並要求溥儀合作的訊號持慎重態度。在這個不久即被實踐證明“宜迎宜拒關係甚大”的問題上,陳寶琛、胡嗣瑗從一開始就與鄭孝胥父子發生了分歧,這一分歧一直延續到偽滿年代。
到9月8日,有關的資訊更多了,陳寶琛、胡嗣瑗仍堅持慎重的態度,胡嗣瑗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昨夕陳寶琛歸自京,來與談連日近事,說話極多,出示劉驤業所得日人某、奉天、大連三電,趣其前往,劉意持重。極是!”弓已拉滿,箭已上弦,時間邁著嚴峻而沉重的步伐,跨入了九一八事變之前的最後一個星期。溥儀的“行在”,這時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當時,溥儀身邊的人對九一八事變實有三種態度:鄭孝胥“主迎”,胡嗣瑗主張“靜觀變化,相機籌之”,陳寶琛、朱益藩等“主拒”。雖然陳寶琛、朱益藩都抱有復辟清朝的政治理想,但他們不相信能夠藉助外力而實現之,陳寶琛更以為“民族是不能得罪的”。陳寶琛念念不忘丁巳年張勳復辟之役,當此之際,乃“以丁巳藏酒分餉仁先、有懷、情仲”為題寫詩一首,貶“主迎”者為耍權術:“開甕難忘造釀年,酌君今夕且酣眠,國人刻意薰丹穴,術者公言幸奉天。此局倘非孤注博,故鄉合有一成田,崎嶇最念人從後,可許持荷寒日邊。”
在三種意見中間,溥儀頗信胡嗣瑗,曾對其表態說:“所慮甚是。我總以沉靜為主,隨時措注可也。”時局仍在劇烈演變之中。所謂“滿蒙獨立運動”日盛一日,先有袁金鎧在奉天宣佈“獨立”,建“委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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