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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封建文化和道德所麻痺的神經；或是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為迎接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到來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時，與魯迅站在《新青年》雜誌同一立場推動新文化運動的人物，除了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外，還有胡適、周作人、劉半農、沈尹默等人。針對專為攻擊《新青年》而創刊的《國粹叢編》，魯迅等人進行了猛烈的還擊。在《隨感錄五十七：現在的屠殺者》一文中，魯迅痛斥這些人：“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  
魯迅小傳（5）
隨著“五四”運動的蓬勃開展，中國人民逐漸從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來，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探求著振興中華民族的正確道路。值得一提的是，魯迅在此期間寫下的《我之節烈觀》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兩篇論文，集中闡發了他對於家庭問題、婦女問題、婚姻問題的思想和見地，可謂是他對“五四”運動的重要獻禮。1921年1月，魯迅就胡適要求《新青年》“不談政治”的險惡居心，覆信予以堅決反對。同年12月底，魯迅以“巴人”的筆名創作的不朽傑作——中篇小說《阿Q正傳》，開始在《晨報副刊》上連載。小說以辛亥革命前後江南一個小村莊為背景，塑造了一個破了產的小僱農阿Q的藝術形象。阿Q一無所有，過著流浪的僱農生活。他平凡得連名姓都記不住。在生活的最底層，阿Q飽受土豪劣紳的欺凌和剝削，身心受到極度的摧殘。而最可怕的，是他的麻木不仁和自輕自賤，自欺欺人。每每遭到壓迫或愚弄，他便以精神勝利法來求得寬慰。如他被人打了，便在心裡罵：“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他窮困潦倒，但他一句“我們先前——比你闊得多啦！”當辛亥革命的風暴波及到這個小村莊時，地主階層驚恐莫名，生怕將自己現有的一切革掉了。而阿Q卻懷著無比的虔誠和熱情奔向它，因為他以為革命之後，“我要什麼就是什麼，我喜歡誰就是誰”。結果，他的這個幼稚而糊塗的願望很快就被現實擊滅了。自己也成為所謂“革命黨”的刀下冤鬼。小說透過刻劃阿Q這一藝術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的階級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鞭撻了國人靈魂的落後一面。從此，“阿Q精神”也成為國人劣根性的代名詞。魯迅的創作動機亦正是要“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 1923年夏，魯迅第一部小說集《吶喊》出版。集子收入他從1918年到1922年創作的15篇小說。其間，魯迅除了創作，仍繼續進行著翻譯外國優秀文學作品的工作。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的《愛羅先珂童話集》、德國作家阿爾志跋綏夫的中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歐洲的《現代小說譯叢》和《現代日本小說集》以及一些劇本等，都是這時期翻譯完成的。1923年7月，因與周作人和其妻子羽太信子發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魯迅忍痛結束和全家人在北京四年的團聚生活，離開八道灣大家庭，遷到西城的磚塔衚衕61號。周作人從此與魯迅絕交。當初將全家從紹興老家遷來北京，魯迅原本希望一家人永不分離，苦樂與共。家庭生活的不幸，給魯迅的內心留下的是一道又一道永遠難以癒合的創傷。1927年，魯迅創作歷史小說《鑄劍》，將小說的一個懲惡揚善的黑色人取名“宴之敖”。對這三字，魯迅的愛人許廣平在《略談魯迅先生的筆名》一文中有如下解釋：‘宴’的上部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意為魯迅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趕出來的。1923年12月26日，魯迅不顧肺病剛剛好轉，前往北京女子師範學校作題為《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 此後兩年，魯迅繼續兼任北京大學國文系講師，並投入到短篇小說和散文詩的創作熱情中，先後寫出《祝福》、《在酒樓上》、《肥皂》、《孤獨者》、《傷逝》、《離婚》等短篇小說和散文詩《秋夜》、《影的告別》、《復仇》、《失掉的好地獄》、《頹敗者的顫動》以及數量可觀的雜文、散文等等。其中一部分都先後發表在《語絲》、《莽原》、《京報副刊》等刊物上，後分別結集為《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華蓋集》、《華蓋集續編》等。疾風知勁草，魯迅經過“小我”的彷徨期，仍一如既往，更加堅定地投入到“大我”的暴風驟雨般的環境中。魯迅新的革命陣地，是他參與編撰的《語絲》週刊和他創辦主編的《莽原》週刊。《語絲》創刊於1924年底。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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