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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雲自述：平生所學，未負師友（1）

一、隨父遷臺臺大名師薈萃

我的中學是在無錫的輔仁中學度過的。輔仁中學在無錫非常有名，跟輔仁大學沒有什麼關係，而是取“以友輔仁”的意思。當時教我們的老師都是飽學之士，抱著服務鄉里的理念在那裡教書。他們教書跟其他的學校很不一樣，都是啟發式的。

當時那些關係非常好的同學，我們現在還保持著聯絡，前年和去年還進行聚會，不過老友凋落，不及一半，令人感慨。

1948年的年底，我還有半年就高中畢業，局勢變得非常動盪。我的父親一直在國民政府工作，當時雖然已經退休，但是在當地有一定的威望。父親知道他絕對不可能留在無錫，恰好我有個姐姐在臺北，父母就帶著全家人去了臺灣。

臺灣本來只有360萬人，突然增加了150萬，所以剛過去的時候條件非常艱苦，在臺灣的前十年，基本上都是餓肚子。我的大學教育是在臺灣大學完成的。最初讀的是外語系，第二年轉入歷史系。

我在臺大的時候，一些從內地撤到臺灣的北大、清華、中央大學的大教授集中在臺大任教。當時臺大的校長是傅斯年先生，我就是在他手下考入臺大的。現在想起來，這是一種幸運的機緣：當時臺大學生少，好的老師很多，這樣讓我有更多的機會去接觸到不同的思想、不同的學派，也可以選擇不同的課題。這樣的背景讓我日後的歷史研究跟同行不太一樣：我關懷的範圍很寬，不單單在歷史一行之內，而是跨了幾個門道———比如說，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等等。

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跟臺大那些老先生們有著很大的關係。在臺大，考古學我是跟李濟先生學的，跟李宗侗玄伯先生學了古代社會，董彥堂作賓先生教的是商周的甲骨文……當時我跟這些老師的聯絡相當密切，不單單可以在課堂上承教，還可以到他們的研究室隨時請教。有些老先生不願意出門的，就讓我到他們家去討論問題。

因為我走路不太方便，李宗同先生就找個三輪讓人把我推過去，他講古代社會不是講中國古代社會，而是把希臘羅馬的古代社會和中國古代社會串通在一起講，師生倆一起上課，更沒有上下課的概念。

我跟董作賓先生讀書，一對一，也沒有上下課的概念，老先生不知道什麼是下課時間，一講一個下午，餓了，買幾個包子，一人一半。到了他講不來的課，他就找朋友來教我，這些大概都是現代的大學生很難碰到的吧。

二、轉學歷史歸功傅斯年指點

對於我一生學科選擇影響很深的是傅斯年先生。

我的中學是在無錫讀的，無錫的學術氣氛很好。我所在的輔仁中學，規模不大，但是師生之間的關係很融洽，除了上課，老師們經常會讓我們看很多課外的東西，在那時我就對歷史比較感興趣。

到臺大之後，本來考進的是外語系，不到兩三週，傅斯年校長找我了，因為我的入學考卷給他的印象很深，數學是滿分，國文卷子和歷史卷子被閱卷老師直接推薦到傅校長那裡。找到我之後傅校長直截了當地跟我說：“你應該讀歷史系。”

在臺大上到二年級，我在全校作文比賽中得了第一。傅先生又把我找過去，跟我說：“你好好讀歷史系，將來你到史語所來幫我。”

他老人家的樣貌，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我學歷史，要說受了誰的影響，那就是他老人家。慚愧的是我學歷史博雜得很，不太專心，對什麼都感覺很有趣。　電子書　分享網站

許倬雲自述：平生所學，未負師友（2）

對於研究歷史，我是拿歷史當材料看，拿別的學科當工具看，這樣我就可以用各種工具處理材料。

後來到芝加哥大學去，芝加哥大學也是很奇怪的學府，不大在意你讀什麼系，學生的課程可以自己設計。在那裡，我選課的範圍也比較寬，包括經濟學、中古史、考古學、宗教學、社會學等等。

我都很難說在芝加哥大學讀的什麼系。比方說我讀宗教學，但是並不拿學分，而且選讀宗教學的只有我一個學生，爬到三樓去聽老師上課。

中間我因為身體的原因在醫院裡開刀，教授我埃及古代史的老教授到我的病床前去教我，帶去書，一邊講，一邊討論。

芝加哥大學是韋伯理論的接受者和大本營，我到那裡的時候，韋伯理論剛剛傳到那裡不太久。我在那裡讀社會學的時候就開始注意到中國的文官制度，因為這是韋伯理論大的系統中的一環，我的指導老師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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