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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書中我一共對分國企股票、分外匯儲備、分國有土地、用民營企業藏富於民、用股市藏富於民、減稅藏富於民六大常見的藏富於*張進行了批判，指出這些主張不是在藏富於民，實際上是在藏富於精英，藏富於民的前提條件是“民窮”，但是我們放眼望望，現在中國有錢人多的是，中國很多人擁有多套住房，中國是世界奢侈品大國，中國黃金市場火爆、中國收藏品市場屢創天價，怎麼能說中國“民窮”呢，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貧富分化”，中國並不存在普遍的民窮，中國窮的只是最普通的民眾，“民窮”與“貧富分化”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藏富於民是主張將國家的財富分給好百姓，比如把國企分掉，把外匯分掉，把土地私有化、減稅等，但這些一次性的分財產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而要解決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就必須“均富於民”。

俗話說“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要讓民眾從根本上富起來，最關鍵的還是要“創富於民”，在書中，我提出了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才可以創富於民，因為只有提高勞動生產率，才可以讓民眾在單位時間內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只有民眾創造財富的能力提高了，民眾的收入才會增長，比如一個工人一年創造10萬美元的財富，另一個工人一年創造1萬美元的財富，那麼在同等條件下，這個每年創造10萬美元財富工人的工資就是這個每年創造1萬美元財富工人的工資的十倍，比如按照世界勞工組織的資料，中國工業勞動力的勞動生產率是美國的五分之一，我不知道這個資料準不準確，即使準確也被高估，因為中國的工人加班情況非常，中國工人的勞動時間要遠遠大於美國工人，如果按照小時勞動生產率那麼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還要更低，因此只有提供勞動生產率，才可以從根本上創富於民。

制定反投機法也是歷史的進步

記者：新“五蠹”的提法是你的原創嗎？對於打擊新“五蠹”，你提了一些建議，這些建議是否具備可行性？（比如改革稅制遇到強大阻力該如何應對？指望投機客乖乖聽政府的話遵循政策會不會是一廂情願？）

高連奎：“新五蠹”這個詞不是我的原創，但是將這五種人或行為列為新五蠹是我的原創，我在網上也看到一些新五蠹的提法或是有關新五蠹評選的帖子，但這些都是網友的戲謔之作，正兒八經的寫篇文章的只有我，並將其上升到社會層面進行探討的我也是頭一個，至少公開資料顯示的是這樣。

對於打擊新五蠹的建議，我認為還是有可行性的，比如有些行為本來就屬於違法行為，我們直接依法打擊就可以了，在其他方面我提出了加強商協會等行業組織的商業管理職能，我提出這樣的主張也是與我的經歷有關係，我在企業從事過策劃及管理工作，也在商會有過工作經歷，我認為真正的好企業，在乎名譽的企業是不願意進行惡性競爭的，也是不願意傷害消費者利益的，但行業中偏偏有些人為了利益而不擇手段，這些情況在沒有鬧大之前，政府是不方便出面進行管理的，而這些完全可以透過行業自律來搞定，但現在的情況是很多企業根本就不加入行業組織，而行業組織對企業也沒有強制權，如果行業組織作為行業的自律性組織可以具備一定的公權力的話，很多壞事情在行業組織這一層面就被消滅在了萌芽狀態，根本就不可能再造成行業災難甚至是社會災難，以後行業內出了事，我們最先問責的就是行業組織，其次是才是政府，如果行業組織具備了對行業進行管理的公共權力，那麼像三鹿奶粉事件，華爾街金融危機事件，房地產質量等事件都可以非常好的得到解決。

筆者認為小政府主義不等於無政府主義，政府在退出其社會管理職能的同時，應該以社會自治的加強為基礎，如果政府放棄了進行社會管理的職能，而社會自治又跟不上，那麼就會演變成社會失控，甚至演變成社會災難，比如美國的金融行業，中國的奶粉行業，中國的房地產行業等，現在世界上都面臨著政府與社會脫節的問題，也可以說，現在不是小政府還是大政府的問題，而是政府與社會脫鉤的問題。為了彌補小政府造成的公共權力真空，筆者認為應該加強行業組織在行業治理方面的作用，賦予行業協會一定的公共權力。

我不認為改革稅制會存在很大的阻力，現在加強對富人的有效徵稅是民心所向，是民意所歸，就連茅於軾這樣的人也是主張加強對富人徵稅的，這些問題在西方都解決的很好，我認為現在的阻力都是思想阻力，這種思想阻力來自於兩大方面，一方面是世界範圍內的減稅風潮，第二是，中國稅重的假象，對於世界上的減稅風潮不過二十多年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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