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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於1928年後的國民黨，面對中國現代化的要求，是重視發展經濟，關心解決民生問題，抑或是僅強調維護現存社會結構的穩定，忽視經濟發展和解決民生問題的緊迫性，這對國民黨政權的前途必定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在國民黨上層集團中，孫科是談論經濟和民生問題較多的人。從二十年代未起，孫科或撰文，或演講，不斷呼籲國民黨注重經濟建設，抓緊解決民生問題，孫科認為。；這個問題能否解決；關係到國民黨能否與共產黨爭取群眾，能否鞏固國民黨政權的基礎。

二十年代末，孫科呼籲發展國家經濟，主張以經濟建設的成效來防止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和中共革命的發展。孫科認為，北伐完成，統一實現，為“國家改造”提供了一個“千載一時的機會”。＇37＇他強調，“如果革命而沒有建設，實在可說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義。”和因鎮壓了共產黨而躊躇滿志的國民黨內大多數人相反，孫科認為共產黨和共產主義思想“斷非一味以消極的武力鎮壓”就能撲滅下去。”　＇38＇在孫看來，只有經濟建設才能“永塞”共產主義產生的“源泉”，為此，孫科提出要以積極的方法，“消除共產主義之根苗”。他大聲疾呼：國民黨必須利用剛獲取政權後的“千鈞一髮的時機”，“轉移目光”，“商量怎樣把三民主義新國家建設起來”。＇39＇此時，孫科雖然也談到平均地權問題，但由於共產黨武裝力量和農村革命剛剛興起，他對解決民生核心的平均地權問題尚無緊迫感，相比之下，孫科更把“實業計劃”，“發達國家資本”放在建設的首位。孫科聲稱：“本黨今後經濟建設第一件事，還是在乎建設國家資本。”＇40＇

三十年代初、中期，面對“社會動亂，社會危機的加速”，孫科關於先發展國家資本，後實行平均地權的主張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農村經濟的破產和共產黨力量的壯大，促使孫科轉而把解決土地問題放到突出位置。孫科驚呼“國步艱危、民生凋弊”，“民國以來沒有如今之甚至！”＇41＇廣大農民由於“受不良政治的影響，苛捐雜稅的勒索”，土豪劣紳的剝奪以及“水旱災害荒的損失”，加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外力壓迫”，早已陷於破產之境。他指出，“農村經濟日益衰弱、……整個國民經濟根本動搖”，“所以整個國家，竟陷入於震盪的狀態中”。＇42＇孫科以東南沿江沿海一帶農村破產為例：由於“東南一帶自耕農、佃農、……經濟生活最為因苦、社會地位最為低下”，遂使“抗租風潮層出不窮”，而究其原因，“不可不謂租佃制度之不振、佃農生活之過於慘苦而造成。”＇43＇孫科驚呼，土地問題不解決，對國家“前途是不堪設想的。”孫科承認國民黨對於民生政策，“不管是從積極建設方面，或是消極治標方面均沒做到”，尤其對“平均地權”到“現在還沒有實施”；孫科說，為此國民黨“應該在總理遺像前請罪”。＇44＇

孫科在分析農村經濟破產的情況時，對共產黨力量在農村的發展極為恐懼。他認為共產黨之所以能壯大，“就是以暴動的手段，把土地從地主手中奪取過來，分給一般無以為生的農民”；“農民得到經濟上的利益，當然要參加他們的運動”。孫科聲稱，共產黨“攻城掠地”－“這完全是經濟的原因”。孫科鼓吹對付共產黨和紅軍“不能單靠軍事力量來徹底解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用政治的方法，尤其是經濟的方法”。孫科強調，平均地權不實現，“非但革命不能成功，恐怕連現在努力所取得的結果，將來亦保不住”。＇45＇此時，孫科已完全把“平均地權”放到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前了。

孫科提出了他的解決土地問題的基本設想：

第1，　認為解決農村危機的方法在於“調正現有之租佃關係”。＇46＇此時，孫科批評“地主侵取不當”，指出：“農民經濟之崩潰”最終原因，在於農民“無土地以資耕種”，“而地主坐享其成”。＇47＇一方面，孫科承認農村大地主是反對平均地權的，“因為民生主義實行以後，他們壟斷土地的益權，便要受到打擊”，但又強調土地所有制問題“錯綜複雜、頗難分析”。雖然他本人一再呼籲要“迅速實現”耕者有其田，然而在他看來，對於地主的“侵取不當”，只要適當預予以“調正”即可使“人盡其力、地盡其利”、“投機者無所取巧，勞動者各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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