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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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主要擔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以及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發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環境下變化的產物，又與毛所佔據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這也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制在戰時狀態下發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在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著直接的影響。中共在江西瑞金時期，曾模仿蘇聯體制，建立起以黨為核心的黨、軍隊、政府三套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三個系統中，黨機關的權力至高無上。博古雖是一介書生，對軍事指揮完全外行，但他主持的中央政　治局和書記處卻完全將軍事系統置於自己的領導之下。擔任軍事領導的周恩來、項英嚴格遵循共產黨紀律，在作出任何重大軍事部署前，均請示徵得博古的同意。李德發揮的作用雖然很大，但他並不參與政治決策，其對紅軍的軍事指揮往往也是首先向博古通報，並知會周恩來後，再發出作戰命令，儘管他的個人意見一般均是最　後意見。長征前夕，戰況瞬息萬變，形勢極端危急，為了適應戰略大轉移的戰時需要，黨和政府系統全部並人軍隊，而中共全部權力完全集中於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的〃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但在1935年　3月，又根據毛的提議，為便於〃應付緊急軍事行動〃，重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然而，〃新三人團〃的體制卻不同於老〃三人團〃，　代表黨的洛甫並不在〃新三人團〃之列。遵義會議原來決定，周恩來是代表黨在軍事上下最後決心者，毛澤東輔助周工作4，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來與毛　澤東調換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輔助者！本來，王稼祥因傷重，很少參與決策，這樣毛成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軍事指揮者。毛與周角色的互換對毛有重大意義，在緊張的戰時狀態下，軍隊與黨實際已溶入一體，當毛置身於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事實上他己處於隨時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毛澤東作為中共軍隊的主要締造者和中共最大一塊根據地——中央蘇區的開闢者，在中央紅軍中擁有廣泛的幹部基礎。毛所擁有的與中共軍隊的這種特殊關係能夠確保毛即便在政治上失意之時，也可以對軍隊發揮一定的影響力。與絕大多數中共領導人不同，毛還是參與建黨的元老，他是碩果僅存的幾個中共一大代表之　一，其在黨內歷史之長，在軍中基礎之深厚，除張國燾之外，1935一1936年中共領導層中的任何人都無法與其比肩。毛完全可以依靠其在黨內的資歷和地位，就黨的全域性性的方針對策和其他非軍事性的問題提出自己的主張，而不致擔心遭到越權的指控。

正是基於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　毛澤東在1935一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中愈來愈處於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毛和洛甫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合作關係，但洛甫只是一個弱勢的合作物件，其政治資源主要來自於莫斯科和他在1934一1935年在政治上對毛的支援。洛甫在軍內還無基礎，因而在毛、洛聯盟中，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傾斜。從毛這方面看，毛洛聯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透過與洛甫的合作，聯合了暫時還佔據黨機關的〃教條宗派分子〃博古、凱豐等，運用黨的權威挫敗了當時毛的頭號對手　——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在毛、洛雙方合作共事的幾年裡，對毛個性已有了解的洛甫儘量避免與毛髮生正面衝突，對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諷一再忍讓　5。洛甫之對毛奉命唯謹，主要是出於對共產黨事業的考慮，在另一方面也與其性格溫厚有關，但同時亦是因為他已為自己創造了毫無依託的虛弱地位，洛甫乃一〃　紅色教授〃型領導人，置身於嚴酷的戰爭環境，只能唯毛馬首是瞻，儘管洛甫還堅持著最後一兩個陣地決不輕易放棄。

在大敵當前，　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對黨的大政方針和全域性性方面的工作保持著高度的關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風險，謹慎地在莫斯科劃定的禁區前穿插迂迴，努力維持著中央領導層的穩定；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時機，利用戰時狀態提供的組織機構變動頻仍的機會，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特殊地位，有條不紊、小心翼翼地對黨的　重要機構進行區域性調整。

（1）在中央核心層，毛繼續保持同〃教條宗派分子〃的合作，至少在形式上，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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