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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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滅農村市場因素，確立城鄉二元體制是毛及中央強力推動的，這和五十年代國家強力推行工業化有關，農民長期貧困則是和公社體制相聯絡的，這種體制又被毛理解為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而堅決維護。文革中的“制度創新”反映了他對建立一種新制度的理想，但這些又都是圍繞毛的政治目標來佈局的。毛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間的思想和實踐表明，他是激進的左翼，是運用一切方法，包括傳統的思想資源和方式來實現其理想和意志的左翼，同時他又有著“左翼的限度”，毛不時會根據現實情況的變化，從他的左翼的高度後退，說到底這是因為毛有著互相矛盾的兩面：他既是他所創造的體制的最大的造反者，又是這個體制的最大的維護者，他的內在的緊張性就在這裡。

無可置疑，毛髮動文革，是要用他的思想改變中國，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旁落的大權。“大權旁落”是毛自己這樣說的，現在流行一種分析模式，好像一論及毛的這個層面，就是不“深刻”，不“學術”，其實這是非常荒謬的。因為毛是何等人物，他哪是一個單純思想人物？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國家的最高領導者，所以我說毛不僅是大思想家，他還是大政治家，他有兩個基本的層面：思想的層面和政治操作的層面。

毛覺得因他退據二線，中國和黨內出了大問題了，他說，他是有意“大權旁落的”，卻沒料到，劉等是不堪信任的。1964年12月，劉和毛就“四清”問題發生爭論，劉又在毛講話時打斷他的話頭，雖然事後劉向毛作了自我批評，但此事在毛眼裡，非同小可，聯絡到幾年來劉的一些思想主張，特別是1964年下半年劉搞“四清”的一些作法，毛判定劉有“取而代之”之意圖。劉向毛檢討，說對毛尊重不夠，但在毛看來，這不是什麼“尊重”和“不尊重”的問題。用毛的話說，在原則問題上，他是不會作出任何讓步的。毛將幾年來這些分散的現象加以綜合化，得出的結論是，自己的話在中國已不管用了，劉少奇等要把自己變成“牌坊”。

1964年12月26日，毛71歲生日這一天，他難得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設下宴席，請中央領導和一些勞模出席，事先他就準備在這個宴會上給劉少奇等一個突然襲擊。據當年在毛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的回憶，那天毛的女兒希望參加生日宴會，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絕。毛對其女兒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果然在宴會上，毛嚴厲斥責中央領導同志，使他們如坐針氈。1964年末，毛又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面，訓斥劉少奇：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現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孫悟空那樣，攪它個“周天寒徹”。

毛以後說，從1962年“七千人大會”，他就看出問題了，但是看出問題和要解決問題還不是一回事，這就是看他有沒有解決問題的現實的能力。此時毛要解決劉少奇問題的條件並不成熟，簡言之，毛在形式上已退據二線，劉處在一線，而且劉的這個地位，也是毛一手促成的，從1945年中共七大，劉就是第二把手，二十年來全黨也接受和習慣了劉的這個角色，劉好像幹得還不錯，威望越來越高，劉對全黨的領導也基本形成了，中央的同志看起來也很團結，面對這個局面，毛只能採取迂迴的辦法。

毛雖面臨困難，但他畢竟是全黨的偉大領袖，他掌握的各種有形和無形的資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擁有領袖的巨大的威望。雖然因大躍進的失敗，毛在黨的高階幹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嚴重損害，但是黨有嚴格的紀律，對毛的不滿言論絕不會在黨的會議上提出和交流；劉少奇等為了維護毛和黨的團結，絕不允許在黨內非議毛；在困難時期的老百姓中，雖然也出現了對毛的議論，但除個別以外，都被視為是“反革命”言論和“反革命”行為被迅速嚴厲地鎮壓下去了，在中國，除了幼兒，個個都知道，“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儘管如此，毛還是心知肚明，黨內外都有一股非議他的潛流，怎麼辦？是放任自流，還是迎頭痛擊？毛選擇了後者，當務之急就是突出宣傳毛和毛澤東思想，以修補受到損傷的偉大領袖的威望。毛親自出馬，以中央檔案的形式，要求全黨學習毛澤東思想，林彪也在這關鍵的時刻站出來，號召全軍學毛選，毛隨即號召：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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