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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現代化敘事”最初產生於西方，八十年代初被介紹到中國。其主題是論證一百多年來中國現代化程序的經驗和教訓，傳統與現代、社會變遷、經濟增長因素、制度創新與政治參與、公共空間和市民社會等成為觀察，認識現代化問題的框架。〈4〉這兩種敘事方式都從各自的角度對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作出了概括和分析，在相當的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程序的實質。

“革命敘事”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中第一次引入了蘇聯革命理論的基本概念，既強調經濟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又強調變革生產關係，推翻舊有秩序的極端重要性；同時強調中國作為半殖民地國家被迫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痛苦記憶，把中國近代看作是帝國主義侵略、壓迫中國，中國人民抵禦西方侵略、擴張的反抗過程。在這個敘事框架中，突出彰顯了反帝，底層造反，革命組織，革命領袖人物的思想和領導對推動歷史前進的重大作用。

“現代化敘事”是敘事方式的全面轉換，它將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置放於一個與世界緊密聯絡的視野下來認識，而這反映了一百多年來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即中國是在深受外國影響的背景下，展開現代化程序的。“現代化敘事”也把100多年來的中國歷史置放於社會變遷的大過程中，透過對現代化動力、範圍、速度、現代化的主體與客體等的研究來展現中國現代化程序中的各層面相。這種從八十年代引入的敘事方式對現時中國的改革與開放有直接的啟示作用。

然而這兩種敘事方式都各有其不足：在“現代化敘事”中，中國內部的因素經常會被不經意地忽略，現代化是一個世界性的歷史過程，具有普適性；但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歷史悠久的東方大國更有其特殊性，從西方社會發展的經驗中產生的某些概念，不一定能涵蓋和解釋中國社會的複雜性。

與“現代化敘事”相比較，“革命敘事”對我國曆史學的影響更大，在長達幾十年中，它是佔絕對支配地位的主流敘述，至今仍有廣泛的影響。“革命敘事”產生於革命鬥爭的年代，具有強烈的思想政治動員色彩，在革命勝利之後，如何將這種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敘述和深厚的學術性加以有機融合，是一個新的緊迫的課題，勿庸置疑，史學界在“融合”方面曾取得重要的成就，但遺憾的是，從50年代中後期開始，“革命敘事”就逐漸走向僵化和教條主義。在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中共黨史研究中，形成了某種根深蒂固的傳統，阻滯了學術性研究的展開和深入。

“革命敘事”逐漸教條化是和它過分追求“宏大敘述”而緊密聯絡的。反映在傳統的中國近現代史和黨史研究領域，“宏大敘述”的基本特點是：

1。預設立場，無限制地擴張歷史學的宣傳、教化功能。以權威論述或權威檔案為指導，有選擇性地剪裁史料，來論證某種權威性論述，對複雜的歷史程序做簡化的“必然性”的解釋，遮蔽了許多豐富鮮活的歷史層面。而事實是，歷史程序有它的多重面相，歷史學家應給歷史的偶然性留下空間。

2。在敘述方式上，頻繁性地使用某種不言自明或無法證明的集合性語彙。

3。在語言運用上，過分訴諸感情，具有某種居高臨下，訓導式的語言風格。

如果對“宏大敘述”作出一些結構性的調整，“革命敘事”仍有其重要意義，它表達了左翼革命主義的世界觀，為人們認識這個紛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來源，提供了一個不可取代的視角；增強“現代化敘事”的本土性，也會有助於發現中國經驗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所以這兩種敘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補充的，並不存在誰是誰非的選擇的問題。開放的，相容幷蓄的態度可以把不同的認識框架置放在一個平臺上，為敘述者提供更廣闊的選擇空間。在這個開放性的平臺上，一種中立、客觀的歷史觀，即“灰色的歷史觀”，以及與此相聯絡的“新實證主義”的歷史研究方法，或許能夠成為人們認識，分析歷史現象的新的工具。

黑格爾稱，歷史是“灰色的記憶”。即如有的史家所論述的：人類生活，人的性格和思想，人們的社會活動，任何時候都不可能那麼單純……那樣容易地被轉換成這種或那種簡單抽象的角色符號和概念化身。〈5〉（p。191）“‘灰色歷史觀’反對在歷史分析時時‘忘記’那些互相沖突的資料和觀點”，在對重大現象研究中故意迴避事實，只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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