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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　哥

我的出生地位於百里洲之首的羊洲。22歲時透過高考跳出“農門”，此後，在那兒生活的時間便極少極少了。即便逢年過節偶爾回去住住，也只是以“客邊”的身份，而一個地方的靈魂，是萬萬不會交給它的客人觸控的。因此，當我如今來寫羊洲時，我只敢寫我脫掉農裝之前的羊洲——姑且稱其為“老洲”吧。

在老洲上，我最敬重的人就是槐哥。

老洲本名呂家河，可能源於其開拓者是我們呂姓的祖先。傳、家、中、正、萬，到我們“萬”字派這一輩，僅我們同一個“老太公”下來的即有二三十條漢子。槐哥與我同族同輩，是我的一大群堂兄中年齡最長的一位。他高高的個子，肩寬但背不厚，整個身板像一塊門板。國字臉上懸鼻凸顴，輪廓分明。較闊的嘴巴內牙白而個大，排列齊整，說起話來是好聽的男中音。

槐哥命較苦，從小就亡了爹，媽也長年病懨懨的。其祖父倒挺鮮健，人高馬大腰挺直，卻總見他老人家一副笑羅漢像。兒時的我特喜歡他，怪不愛說話的“悶木絡子”一塊，見了他便情不自禁地喊聲“大老爹耶！”大老爹從不拿架子，碰到了總要問我一句：“伢子今兒學了點化子呀？”令我如果沒學點東西進去還真怕見他老人家呢。

槐哥是真正的“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沒讀什麼書就早早地挑起了參加生產勞動的重擔。還在我剛上初中時，他已是生產隊長了。我們家臺子西北角下立著一棵老楊柳，柳樹上就吊著鈴鐺。無論天晴下雨，每日天剛矇矇亮他就來到楊柳下，抽過一支“大公雞”或是“圓球”或是“城鄉”後，便挨家挨戶去派工。一兩百號勞力，一轉工派下來，正好是農戶吃罷早飯的時候。這時，槐哥把楊柳幹上的鈴繩解開，拉直，用右手勾住，一扯一鬆，再一扯一鬆，“噹啷啷——噹啷啷——”，悠揚的上工鈴聲便響了起來。那之後，槐哥便隨男社員一起去幹他作為一級勞動力的一份活了。

我讀完初中讀高中，高中畢業後又被派出洲去篩石頭、餵豬、軋棉花，再回生產大隊時，已是民辦教師，而槐哥則因被塌方壓斷腰而改任生產大隊會計了，因此我一直沒能與槐哥一塊兒幹過活。聽我父親講，在北漕以堤填漕“平整土地”時，旁人把土裝滿一擔土筐，見堤被挖後形成的懸崖怪危險的，便往後退開。槐哥見崩坎還需一會兒，怕“上土”和挑土的勞力都退到後邊等太窩工了，就大步上前，以扁擔兩頭的勾繩勾穩土筐，然後轉過身，背對懸崖彎腰去挑。誰知，不早不遲，懸崖恰在此時“轟——”地一聲像排山樣地崩了下來！眾人本能地直往後退，隨即大叫：“啊，槐哥！”膽大些的壯勞力迅即衝向土煙滾滾的塌方，以手快刨，把埋得身首不見的槐哥給弄了出來，急喊“隊長，隊長！”工地上的“赤腳醫生”火速趕來把槐哥給“救”了過來，可他的腰骨斷得不可逆轉啦。心軟的人一提起槐哥就掉淚。

槐哥的事故本可避免，問題就出在“他的思想太好了”。這是社員們的一致看法。並非“憨頭”的槐哥，當上會計後仍未吸取“教訓”。公社裡的有些領導，常來我們大隊“要”點花生、西瓜、芝麻、棉油之類，只要槐哥在場，休想拿走。大隊每年都有照顧指標，以往隊部開會評定時，都是幾個幹部讓與自己親近的社員平分了事。槐哥上任後，在評定前，佈置各小隊會計調查清楚，再把最貧困的家庭報到會上，“逼”著幹部們“公平”。槐哥的作法無可挑剔，幹部們都怕他，再有什麼“好事”便避開槐哥。事後槐哥“明瞭水”去找，領導稱“潑出去的水哪還收得回？下不為例啦，啊？”然而之後仍是一“例”又一“例”，槐哥再去找，就有點“死磨鬼纏”的了，只得作罷。

無論哪個生產大隊，會計從來都是大隊管委會成員。因“做黑耳朵”、“梗頭子”，槐哥被排擠出了管委會，而這在全公社是獨有的。很多正直而勇敢的社員站出來“打報不平”，大隊和公社領導一概不予理睬，時日一長，便沒人再提了。

槐哥的“純會計”（指沒有管委成員的‘官帽帽’），幹到“大隊”改名為“村”時止，是槐哥自己“強行退出”的。原屬大隊的財產都分給原“社員”，槐哥憑“抓鬮”分到了大隊代銷店。人們都說是“槐哥積了德，該得的”，槐哥不以為然，直驚詫“運氣咋恁好”。

槐哥把代銷店更名為“平價店”，在他那兒買東西，無論老少親疏，一律“只巴一點兒運費”。如此一來，周圍各村的村民紛紛捨近求遠跑到他這兒來購物，害得人家村的店主生意快做不下去了。再後來，“說法”就冒了出來：“槐哥的東西是水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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