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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號的國家映象敘事（1）

文/蒙古狼趙卡

《大盛魁商號》一開篇發生在哈拉沁峽谷的突發災難，鄧九剛先生是把它作為一個國家命運的災難寓言來講述的：不可一世的龐大駝隊在經驗豐富的牛領房帶領下步入死神的口袋，轉眼之間“整個大山整個世界全部在那恐怖的轟鳴聲中顫抖起來。塵土把整個峽谷淹沒了。人、狗、駝、馬的慘叫聲在轟鳴中掙扎著，顯得極其微弱、渺小、可憐。”與其說這是描寫一個商隊的瞬間覆滅，還不如說是對一個無可挽回傾覆命運的逝去帝國的追憶。

從小說的若干線索我們大致可以辨析出，《大盛魁商號》講述的是清同治到光緒十年間，著名旅蒙商大盛魁商號所發生的一系列驚心動魄的商戰故事，因鄧九剛出色的結構技能，將一個民族商號的命運無可挽回地置於一個風雨飄搖的國家語境中，實質上，以大盛魁商號為代表的民族商業其不可逆轉的覆亡和它的國家一樣，都是一種無奈累積的結果。

在鄧九剛的大盛魁系小說中，《大盛魁商號》以其獨一無二的對偶敘事彰顯了小說的結構力量，在敘事張力上雖弱於鄧九剛的另一部大盛魁系小說《駝道》，但更顯豐實厚重。

透過一個不重要的人物古海為線索，串起了整個小說的結構，這個結構的視角基本是以對偶框架決定敘事效果的，是一種容納在商號/國家的大對偶框架結構敘事，因小說中商號/國家互為映象的關係，我稱之為大盛魁商號的國家映象敘事。

首當其衝的是商號和衙門的博弈。無疑，《大盛魁商號》中最出色的篇幅之一就是關於商號和衙門的對偶敘事了，其博弈的複雜和張弛隱喻了商號/國家的映象關係。衙門作為一個官僚系統，我們看到在《大盛魁商號》中的運轉本身就充滿了不可理喻的戲劇性。大清帝國的衙門不同於卡夫卡小說的衙門，卡夫卡小說的衙門充斥了荒唐、昏庸、愚蠢、低效率和偽正義，而大清帝國的衙門卻充滿了中國式的狡詐和智慧，推委、貪婪、冷酷和必要的高效率。恰恰是面對這樣一種衙門，在其他商號勉為其難的境況下大盛魁卻能夠如魚得水，特別是對胡、張兩任道臺的性格揭示，十分具有布萊希特式劇場效果。小說不動聲色地梳理了這樣一種寄生強權和屈從金錢的邏輯：錢權交易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是不合法的，但它卻充滿了合理性。這就是一個時代商號和衙門的博弈結果。

弱國強商的對偶敘事是整個小說隱藏的主線。《大盛魁商號》令人稱道之處就在於它非常特別的展示了一個弱國強商的博弈敘事。大清帝國積貧積弱，卻怪胎般地產生了像大盛魁商號這樣的商業巨擘，在中國、蒙古、俄羅斯的跨國貿易中縱橫捭闔，而大清帝國卻為俄羅斯無足輕重的商人或居心不良的探險者賠款道歉，甚至有官吏為此丟掉烏紗帽。以至於歸化二十八家通司商號領袖大盛魁都不得不鋌而走險“暗房子”。大掌櫃也是實出無奈，“同樣是商人假如你是俄國人，在喀爾喀做生意就可以免稅的優惠，並且官府也不敢欺負你；可是你是中國人就會被課以重稅，隨時還會遭到官府的欺辱，弄的不好就會把腦袋丟了。如今在大清的土地上做中國人難哪！”，這是一個深刻的悖論！所以大掌櫃的感慨“朝廷挺不住的，總有一天頂不住的”，與其說是預言了一個國家的命運，毋寧說是感嘆自身這個商業巨無霸飄搖的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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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盛魁商號的國家映象敘事（2）

大盛魁和俄商的對偶敘事可以說是一種非對稱力量的角力。觀察大盛魁和俄商的非對稱力量的角力其實就是觀察大清帝國和尼古拉俄帝國的角力，當然，那更是一場眾所周知的非對稱角力，大清帝國常以令人難堪和屈辱的各種不平等條約印證了自己的軟弱角色。那麼，大盛魁等一干民族商業力量的地位和命運可想而知。小說幾次借大盛魁大掌櫃王廷相之口表達了這樣一種憤懣，也就是作者滿懷的不無憂慮和一腔悲壯：“俄人是官商一體，是以整個國家在和你做生意，……不惜動以刀兵……。”當然，大盛魁也不是弱到任人隨意宰割的地步，和俄商的小麥貿易就等於是一次淋漓盡致的大快朵頤，為積弱成疾的大清帝國在中俄商戰中挽回了一絲可憐的面子。

掌櫃和財東的對偶敘事從哪個方面說都更像是一種貓鼠遊戲，其核心問題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財東們竭力想在大盛魁商號中掙得一席話語權，可惜，其眾所周知的博弈結果肯定是代表財東一方的落敗而告結束。在這個博弈敘事裡，以大掌櫃為代表的經理人老謀深算，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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