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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拳：兵諫君王，自我戕害

《左傳？莊公十九年》記載了楚國一個特別的人物——鬻拳。鬻拳是楚文王手下的臣子，因為覺得文王一件事情做得不合道理，因而再三強諫。（《列國志》中說，文王在息侯的配合下擒獲了蔡侯，準備將其烹殺，以祭獻太廟，鬻拳固諫。）楚文王堅持己見，不聽從鬻拳的勸諫，鬻拳於是抓住文王，以兵器相威脅，文王恐懼之下，表示聽從，並按其勸諫去做。事後鬻拳對人說：“我以兵器威脅君王，這是莫大的罪責。”於是自刖其足。楚人很敬佩他的忠貞，遂讓他做了大閽，管理宮門，尊稱其為“大伯”，並准許他的後人世襲其官。

公元前675年，巴人（今湖北長陽一帶）作亂攻楚，楚文王率兵抵禦，被巴人打敗於津（今湖北枝江縣西），逃回楚國。守門之吏鬻拳聽說楚王戰敗而回，故意閉門不納。楚文王被鬻拳所迫，率軍伐黃（今河南潢川縣西），打敗了黃師。文王凱旋歸國時途中病死，鬻拳聞文王凶訊，亦自殺而死，被楚人葬於絰皇（地下宮殿的甬道門口），作為對其忠於君王的嘉獎。

鬻拳為了勸諫楚文王，第一次以兵器相威脅，第二次閉門不納，迫使君王放棄本身決定，按臣子的意見去行事。鬻拳的行為具有兩重性，一方面，他以威脅強迫手段對付君王，以臣逼君，嚴重違背傳統政治觀念中關於君臣關係的行為規範，是十足的大逆不道；另一方面，鬻拳對君王的勸諫內容又是以本國的根本利益為著眼點，不包含任何個人的目的，表現了一位忠君之臣在特殊情況下為國忘我、大義凜然的勇敢剛直，又符合於忠臣的行為標準。鬻拳的勸諫行為，是一種內容上的忠勇和形式上忤逆的結合。為了保證忠君利國的勸諫內容的貫徹，他不得已採取了與君臣規範相忤逆的勸諫形式，犯下了威逼君王的大罪。

為了忠君而脅君，這種行為在社會評判上是有功還是有罪，傳統政治觀念在此陷入了難以解脫的困惑。這一困惑一方面表現了鬻拳行為本身的複雜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傳統政治觀念中的一種重大缺陷。然則，鬻拳的行為正好發生在南蠻楚國，在這裡指導和規範人們行為的，是非正統的政治倫理觀念。立國於荊山蠻荒之地的楚國是靠武力擴張得到生存發展的，好戰尚武、重國輕君的習性已內化為國民的性格，形成了有別於傳統政治觀的另一種異樣的觀念。在這種觀念下，國家的根本利益高於君主個人的利益，以戰求勝是國民最大的榮耀。在這種背景下，鬻拳的行為自然是少有罪責的。

鬻拳以忠君利國為勸諫的著眼點，君王採納了他的意見，正合於他的所求。然而，鬻拳並沒有忘記他脅迫君王的罪責，他第一次諫君成功後自砍其足，第二次自殺身亡，表示了對自己脅君之罪的懲罰。鬻拳無疑是一個受到傳統政治觀念影響的人物，透過這種自我戕害式的懲罪，他不僅是要表明脅君之諫與個人利益的無涉，去掉別人可能產生的誤會，而且是要告訴人們，勸諫君王絕不能用脅迫君王的形式，否則就應受到嚴厲的懲罪。在為國家的長遠利益而脅迫君王之後，又向人們表明脅君的罪責，制止人們效法學習，這正是鬻拳兩度自戕的苦心所在，也是鬻拳難被別人效仿的最為獨特的地方。

傳統政治觀念要求大臣忠誠於君主，又順從於君主，這種要求是以君主絕對正確為基礎的，現實中君主的行為並非絕對正確，而當臣子能夠看清君主行為的錯誤時，忠誠君主和順從君主就成了對臣子的兩個矛盾的要求，臣子遵循了這一要求，必然違背了另一要求。這一矛盾是傳統政治觀念內在矛盾的體現。傳統政治觀念以維護君主專制為最高主旨，這一內在矛盾就無法避免。鬻拳的脅君之諫揭示了這一矛盾，他希望以自我戕害彌合這一矛盾，最終充當了傳統政治觀念的殉葬品，留給人們一個獨特的人格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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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王：臨終處臣，善定後事

楚文王是春秋前期的楚國國君，對楚國的發展曾起過重要作用。《說苑？君道》、《呂氏春秋？仲冬季？長見》以及《左傳？僖公七年》記載：楚文王病重時，對大夫說：“管饒這個人總是用禮義來規範我、約束我，與他相處總是感到不安，不看見他也不會想他，但從他那裡我得到不少益處，一定要替我即時封他爵位。申侯伯這個人，凡是我有什麼慾望，他都鼓勵我去做，凡是我所喜歡的事，他都為我先安排好了，與他相處感到安逸，見不到他就想他，但我因此有了許多過失，一定要即時打發他離開。”大夫答應了，於是就封給管饒大夫的爵位，給申侯伯送了些財物讓他離開。申侯伯準備去鄭國，文王對他說：“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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