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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提出擬去青海訪馬步芳時，朱紹良就表示不贊成，談話無結果而散。他每天派便衣監視我，活動受到限制。我住在蘭州普通的旅館裡，既不能去青海，又不能在蘭州活動，很討厭。但也還建立了些關係。這不是過去就有來往的關係，而是知道來了代表青海督辦的人，主動到旅館來找我的。有一個回族青年馬仁山，他是馬步芳部隊的少將參議，北京大學畢業生，回族當中的知識分子。這個人可以和回族上層來往，他家就住在蘭州。這些人朱紹良也不敢動他。與馬仁山見面後，我就體會到，他一方面反蔣，同時對馬步芳、馬步青等回族實力派很不滿意。他希望孫殿英部真能進甘肅到青海，希望利用這個力量有點活動。雖然有朱紹良的監視，我與他也還見過幾面，我請他到包頭參加孫部進西北活動，以後這個人就到了孫殿英部隊。關於他到孫部的事，我以後再說。另外找我的還有個三十幾歲的壯年人，這種人也在爭取之列，我說他先來孫部也可以，等孫進去以後來也行。這些人與當地都有關係，有些活動力量。

我在蘭州頂多住了三五天，還是坐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回的西安。在西安我也沒有多停，孫蔚如不在西安，我也不打算再見楊虎城。在西安又遇到舊友陳子堅、楊的高階參議杜斌丞，他們都是主張反蔣的人士，都贊成孫殿英部隊進西北。

福建反蔣是在張家口抗日同盟軍失敗之後，到1933年的11月，十九路軍才宣佈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蔣抗日的。就等於宣佈了與蔣的衝突開始。福建反蔣政府成立之前，孫的部隊已集中到包頭附近，準備配合福建的行動。十九路軍宣佈反蔣同時，孫開始進攻寧夏，我回去正遇上這個時機。我從甘肅出來，孫的第九軍團司令部也到了包頭，我在西安未多停留，即趕回包頭跟孫見了面。這時，他正緊張地準備部隊從包頭向寧夏進軍。西北方面，包頭、寧夏，平綏路一過大同向西，人煙很少。包頭人口稍多，但向包頭以西，武源、臨河就很荒涼。武源以西有很長的路，差不多有幾百裡沒有人煙，走路的人得按站（約幾十裡一站）走，過站就沒法住宿，到站也只有很簡單的大車店。越往西駱駝越多，這一帶的部隊要帶帳篷，每人都有一種老羊皮大衣，白天穿，晚上蓋，還得有頂皮帽子。大部隊行動，軍需供應很不簡單。

在包頭的部隊人數很多，李錫九也跟著部隊到了包頭。因李年事已高，孫本人？？不要他隨軍長途行軍的，勸他留在後方，但李老先生壯志未已，還是跟部隊一起走。

進軍寧夏前夕，孫殿英接到福建將成立人民政府的電信，這是宣佈抗日反蔣的訊號。孫即要我代表他立即去福建與人民政府建立聯絡。他一方面叫我走，另一方面叫部隊向寧夏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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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蒐集情報，策動反蔣（1）

我回北平已是1934年春天。1935年上半年，彭文的母親去世，我跟彭文回她老家湖南嶽陽去弔唁老人，不久即回到北平。從1932年2月到北平，直到1937年抗戰開始，我便常住在北平，這期間我住在北京圖書館後西安門內養蜂夾道、勤良巷一號的時間最久，開始也住過韃子營和南長街，但時間不長。公安局登記的名字是化名金注東。幾年的生活主要是靠彭文在兩級女子中學教書來維持，有時組織上也稍有接濟。

這時，北方各地的抗日反蔣活動仍沒有停止。直到1934年，蔣介石的勢力雖然發展到潼關以外，又在河北設了行營，但山東是韓復榘的，河北是宋哲元的。宋、韓都脫離了馮玉祥，但還不是蔣的嫡系，蔣的嫡系還沒有佔領黃河以北。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其侵略步伐，華北危機，國難日深，人民普遍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和北上抗日的紅軍。

在上海，我的關係屬情報部門。上海？？負責人是劉子華（一度到了法國或德國，解放後任北京房地產管理局局長，現已故去）。1934年夏秋間，我再到上海，見面的已？？不是劉子華、胡老八，這次是見到了王世英（後來的中央監委），這是第一次和他見面，當時他化名老陳。這次與我同到上海的有武志平，非黨員，因為它在孫蔚如部隊曾代表孫蔚如到川北和紅四方面軍聯絡，因此帶他到上海和組織談談，？？向王世英介紹後，王世英也和他見了面。由於上海的環境太壞，到1934年下半年底或1935年上半年，機關遷到天津，成立了北方聯絡局（前身是上海中央情報處，是中央軍委的派出機關），負責人是王世英。1935年他到了北平我的家裡，他告訴我以後關係轉到天津，由他聯絡，從此關係屬於天津北方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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