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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本兵也毫不例外地闖進去進行掠奪。（轉引《南京大屠殺》第45頁）

由此不難看出，焚燒為了消滅屠殺包括先奸後殺搶掠的現場，防止被中外人士抓住證據。《陣中日誌》說：“然尚不屬驚人之大火，城內概免兵燹之災，亦充滿安堵之氣氛”，但是日本學者瀧川政次郎博士對此作了無情地揭露：

我當時住在北京。由於盛傳南京屠殺之事，昭和十三年夏，我透過津浦線去南京旅行。南京市區的居民住宅基本上都被焚燒，我以為那是日本軍轟炸引起的，對我們的空軍威力感到驚訝。可是仔細一打聽，才知道這些居民住宅都是在南京陷落後，日本兵放火焚燒的。當時，南京市民對日本人所產生的恐怖心理半年後仍未消除。我曾溫和地向南京婦女搭話，她們也不作回答，個個躲避起來。據給我拉車的車伕對我說，當時在南京市區的姑娘，沒有一個不遭到日本兵糟踏的。（新版《評東京審判》，下冊，第96頁）

第四部分第57節　為什麼要選擇南京下毒手（14）

虛構之十三，汙衊證人的人格，篡改證人的證言，歪曲證人的行動，編造謊言，妄圖從根本上否定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的定案。

東京審判時，檢察方面傳訊了中國證人到庭審問，聽取了他們以親身受害的經歷揭露日本侵略軍燒殺姦淫搶掠的暴行，事實確鑿，經過清楚，人證，旁證對口，對南京大屠殺的定案起到了應有的作用。當時，那些戰犯懾於法律的威嚴，在事實面前抵賴不了自己的罪行，只得懷恨伏法。然而，一些漏網的軍國主義分子及其追隨們，比如田中正明之流，隨著時間向後推移，到了氣候適宜的時候，他們便鑽了出來，一變為“英雄好漢”，叫囂東京審判不公正，把矛頭指向中國出庭的證人許傳音和陳福寶，以及馬吉牧師。

許傳音憑藉耳聞目睹，在法庭上揭露日本兵見動的東西就開槍，見人就開槍，見逃跑者就開槍打列；他目擊了日本兵的所作所為，曾在一條主要馬路上點過屍體的數目，當馬路兩邊點到500具左右屍體時才作罷；他明確證實那些男男女女的屍體都是市民，是普通老百姓。他所揭發出來的材料得到第三國人和日本人的證實，也被列入檢察方面的證據。這裡不再一一贅敘。但田中正明汙衊許傳音“在談夢話”，其實真正說夢話的是他自己。

陳福寶曾以自己目睹日本軍的暴行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請看：

陳福寶陳述日軍在城內屠殺市民記錄

問：姓名、年齡、住址。

答：陳福寶，28歲，廣東人，住白下路東井巷22號。

問：你可把當年目睹日軍的暴行，據實簡要陳述。

答：我目睹他們暴行可分五點：（一）26年（指1937年——作者注）12月13日，有5個日本兵把我從難民區和其他38人一齊挑出來，帶至西橋塘邊，——檢視各人的頭部和手，結果除我和另一不識人之外，其餘37人均被打死，令我們搬屍首拋到塘裡去。（二）同日下午，我逃到鼓樓淵聲巷，來了三個日本兵（是中山部隊）令我替他拿東西，經過湖南小學難民所，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三個日兵就輪姦她。（三）在16日又把我拉去，看到日本兵村上伍長強姦女人不遂，用刺刀剌死。同時看到日兵縱火燒太平路寰球飯店房子。（四）17號，在我住處有一個照相館女人已經懷孕，被一個日兵強姦流產而死。（五）中島部隊集體屠殺，利用漢奸到難民區對難民說：“倘是以前當過兵或做過事的走出來，立即資遣回籍。”有不少難民被騙出來，排成幾隊等候發款，誰知日軍立即架起機槍集體射死。這都是我親眼目睹的。

陳福寶的證詞中時間、地點、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交代得清清楚楚，又是親眼所見，且是日本兵殺人、放火、強姦的普遍行為，事實確鑿，合情合理，並無絲毫誇張，因而被法庭檢察方面列入證據。而田中卻把陳福寶看成是眼中釘，肉中刺，誣陷他是個不正常的人，並把他列為中國偽證之列，借所謂印度代表帕爾的口說：

南京事件檢察方面證人的證詞“有過多的傳聞和臆測，可靠性很值得懷疑。”陳福寶證人的陳述就是這樣的例證。他說：12月14日，他和39個平民一起被從難民區（“安全區”）抓走，親眼看到在小池塘邊上他們被用機槍打死。他說，16日他又被日軍抓住，再次目擊了許多健壯的青年被用刺刀捅死。又說，當天下午，他被抓到太平路，看到三個日本兵朝兩所房子放火，並說連日本兵的名字都知道。於是，帕爾法官在其判決書中諷刺性地指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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