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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遜之手。所以，陳壽禁不住稱讚道：“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同上。夷陵之戰的實踐充分證明，陸遜作為三國時代超一流的軍事家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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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吳立國之柱石——陸遜（5）

以國力而論，吳、蜀二國相差無幾，故陸遜打敗蜀國，取得荊州、夷陵之戰的勝利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對付曹魏，孫吳則明顯以弱抗強。曹魏大臣劉曄在分析三國鼎立的形勢時指出：“今天下三分，中國（指曹魏）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三國志》卷十四《劉曄傳》注引《傅子》。誠然，劉曄之辭有誇大之嫌，但毋庸置疑，曹魏的綜合國力是三國中最強大的。王夫之曰：“蜀漢之義正，魏之勢強，吳介其間，皆不敵也，而角立不相下，吳有人焉，足與諸葛頡頏；魏得士雖多；無有及之者也。”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證之於史，船山先生所言極是，吳國雖小，但與“勢強”之曹魏、“義正”之蜀漢“角立”，從來就不落“下風”，其原因乃“吳有人焉”，孫吳“英傑”前仆後繼，源源不斷。赤壁之戰周瑜大破曹操，孫權在江東的基業得到了鞏固。接著，呂蒙又奪取了荊州，孫吳的疆域進一步得到擴大。但迫於“魏之勢強，蜀漢之義正”，孫權遲遲不敢稱帝。“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己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眾。”《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注引《魏略》。故直至曹丕、劉備崩逝後，孫權仍未即九五之尊。孫權在等待時機，即吳國不僅能戰勝蜀漢，而且要打敗曹魏，在氣勢上完全震懾住魏、蜀二國。

公元228年，魏、吳石亭之戰爆發，陸遜再立戰功，大破魏國大司馬曹休於淮南石亭。《三國志·陸遜傳》載：“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眾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輛，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此次戰役的勝利，極大地振奮了吳國君臣，因為自孫吳奪取荊州時，為避免陷於同魏、蜀兩線作戰的困境，孫權被迫向曹魏稱臣、納貢。魏文帝曹丕一再脅迫孫權“質子”。夷陵之戰剛結束，曹魏三路大軍征討吳國。孫權一面發兵抵禦，一面“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聲稱“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三國志》卷四十七《孫權傳》。孫權一時間被弄得狼狽不堪。由此可見，孫權在取得夷陵之戰的大捷後，也十分需要在軍事上同魏國決一高下，將曹魏咄咄逼人的囂張氣焰打下去。所以，陸遜在石亭之戰中獲得全勝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他不僅進一步顯示了陸遜傑出的軍事才能，而且使吳國在三國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石亭之戰後第二年，即公元229年，孫權於武昌即皇帝位，改年號為黃龍，表示與魏、蜀二國在名分上完全平等。

夷陵、石亭之戰後，陸遜聲名大震，魏、蜀二國皆視其為勁敵，不敢輕舉妄動。如孫權稱帝時，蜀漢群臣憤憤不平，認為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孫權乃“僭逆”，應“絕其盟好”，諸葛亮認為“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並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其實夷陵之戰慘敗，諸葛亮亦耿耿於懷，若有機會亦欲復仇，但以陸遜為代表的東吳“賢才尚多”，才使得諸葛亮不敢輕啟戰端，重蹈覆轍。

魏國也深知陸遜精通謀略，善於用兵，故時時加以提防。如石亭之戰前，魏前將軍滿寵就反對曹休深入吳境。他認為“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三國志》卷二十六《滿寵傳》。很可能掉入陸遜所設的陷阱。嘉禾三年，孫權、陸遜、孫韶兵分三路，大舉北伐。魏明帝曹睿御駕親征，孫權退走。恰好陸遜派出的信使韓扁被魏軍擒獲。諸葛瑾急忙寫信給陸遜：“大駕（指孫權）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陸遜卻若無其事地安排將士們在營中耕地種豆，弈棋射箭。諸葛瑾不解其故，前來詢問，陸遜答道：“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於是，他下令大軍分水陸兩路進攻襄陽，魏軍雖在兵力上佔優勢，但因他們“素憚陸遜”，遂緊閉城門，不敢迎戰。陸遜“徐整部伍，張拓形勢，步趨船；敵不敢幹”《三國志》卷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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