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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全部土地稅，都是課在房屋上，資本和營業，全不徵稅。但倫敦不是如此。

無論哪個國家，都曾小心謹慎迴避了嚴密調查個人私事的舉動。

在漢堡地方，每個居民，對其所有一切財產，都得對政府納千分之二點五的稅。由於漢堡人民的財產，主要為資本，所以，這項稅，實可視為一種資本稅。各個人輸納國庫的稅額，得由自己估定，每年在長官之前，把一定數額的貨幣，付人國家金庫，並宣誓那是他所有財產總額的千分之二點五，但無須宣佈其財產額，也不受任何盤詰。這種稅的完納，一般是非常忠實的。因為，在一個小小共和國中，那裡的人民，都完全信賴長官，都確信賦稅是維持國家所必要，並且都相信，所出的稅，將忠實地為維持國家而使用，這種憑良心的自發的納稅辦法，有時是會做得通的，不限於漢堡人民。

瑞士翁德沃爾德聯邦，常有暴風及洪水的災害，所以常有籌集臨時費的必要。遇此場合，人民就聚在一起，非常坦白地宣佈其財產額數，然後依此課稅。在久裡奇，根據法律，每有緊急需要，法律即命令各個人應依其收入比例納稅，對於該收入數額，人人負有發誓宣佈的義務。據說，當地行政當局，從來沒猜疑其同胞市民欺騙他們。在巴西爾，政府的主要收入，都出自出口貨物的小額關稅。一切市民，都應當宣誓要每三個月繳付按法應納的一定稅款。一切商人，甚至～切旅舍主人，都須親自登記其在領土內外所賣的貨物，每到三個月末尾，就把計算單——在該單下端算出稅額——送呈國庫官吏。絕沒有人疑慮國庫收入，會因此受到損失。

對於各市民，加以公開宣誓其財產額的義務，在瑞士各聯邦中，似乎不算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在漢堡，那就是了不得的痛苦了。從事冒險性貿易的商人，無時不害怕要公開其財產實況。據他料想，這十之八九要使他的信用破壞、企業慘敗。至於從未從事此類冒險事業的質樸節約的人民，卻不會感到他們有隱蔽其財產實情的必要。

荷蘭在故奧倫治公爵就總督職後不久，對於全市民的財產，課以百分之二，或所謂五十便士取一的稅。各市民自行估計其財產，以及完稅的方法，全與漢堡相同。據一般椎想，他們納稅也很誠實。當時人民，對於剛由全面暴動而樹立的新政府，抱有很大好感；而且這種稅，是為了救濟國家特別急需而設的，只徵收一次。實在說，要是永久徵下去，那就未免太重了。荷蘭當時的市場利息率，很少超過百分之三，今對一般資本最高的純收入，課以百分之二的賦稅，即每鎊徵去十三先令四便士了。人民為擔此重稅，而不侵蝕其資本的恐怕不多吧。當國家萬分危急之秋，人民激於愛國熱忱，可能大大努力一下，放棄其一部分資本。但他們決不能長久這樣做下去。設長此做下去，這種稅不久便會毀壞人民，使他們完全無力支援國家。

英格蘭依土地稅法案所課的資本稅，雖與資本額成比例，但並不打算減少或分去資本的任何部分，而只打算按照土地地租稅的比例，課貨幣利息以相等的稅。所以，當地租稅是每鎊四先令時，貨幣利息稅，亦是每鎊四先令。漢堡所課的稅，以及翁德沃爾德和久裡奇所課更輕微的稅，也同樣打算以資本的利息或純收入為物件，而不是以資本為物件。至於荷蘭，其所說物件則為資本。

特定營業利潤稅

有些國家，對於資本利潤，課有特別稅，這資本有時是用在特殊商業部門的，有時是用在農業上的。

在英格蘭，對於小販商人及行商所課的稅，對於出租馬車及肩輿所課的稅，以及酒店主為得到麥酒火酒零售執照所納的稅，都屬於前一類稅。在最近戰爭中，曾經提議對店鋪方面課同類的稅。戰爭發動起來了，有人說戰爭保護了本國商業，由此獲利的商人，自應擔負戰爭費用。

不過，對於特殊商業部門資本所課的稅，最終都不是由商人（他在一切場合，必須有合理的利潤，並且，在商業自由競爭的地方，他的所得也很少能超過這合理利潤）負擔，而是由消費者負擔。消費者必然要在買物的價格上，支付商人墊付的稅額。而在大多數場合，商人還會把價格提高若干。

當這種稅與商人的營業成比例時，最終總是由消費者付出，於商人無所謂壓迫。但當它不是與商人營業成比例，而同樣課於一切商人時，雖最終亦是出自消費者，卻對大商人有利，對小商人成為多少的壓迫。對於每輛出租馬車，一週課稅五先令，對於每乘出租肩輿，一週課稅十先令，在這種稅是由車輿所有主分別墊付的範圍內，那就恰恰和他們各別的營業範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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